（一）收己性格：做什么事都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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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
摸透人心的算计和想法，总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明摸，有的是暗摸，有的是旁摸，有的是侧摸，总之一句话，要摸到人的心坎上；反之就会做事不到位，说话不到点。
《菜根谭》说：“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谁标榜自己的个性是外露还是含蓄，也不可能随便给谁贴上标签。相反，大多数人却在追求外露型与隐忍型两种合一的为人规范。给人留下直爽印象的人，骨子里可能隐藏着什么不便明言的小秘密，而那些让人老觉着阴险的人，则可能张口就称自己是个直肠子。其实，这就是一种深藏不露的处世哲学。有些人为了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韬光养晦’，长线投资。这类人中不乏‘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徒，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常以圣人般的言行出现在人们面前。生活上，勤俭克己；工作上，推功揽过；处世上，左右逢源。但一旦自己变了，就会变本加厉地寻求补偿。”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守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是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
走直线虽最近，但也最难。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管时间、地点、场合地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曲伸之道。为此，曾国藩始终主张不可表现欲过强：《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智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就像孔雀因为自己的美丽，总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示一样。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高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获取成功性格。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略胜一生筹。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守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事上、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经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
因此，曾国藩的处世，深谙龙蛇曲伸之道，他说：“处兹大乱未平之际，唯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主角于外，至要至要。”他说，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经常探讨《周易》，他对其中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深有同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不给人留下不驯的印象
曾国藩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分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是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而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绝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到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发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大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遥控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把权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注重保护自己。
要有躲避狂风暴雨的机智
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以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当攻下天京时退守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期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无奈，实则为一种进退之功，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然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之言词，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面对一个罪犯，必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了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于己，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住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说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落一个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怏怏南返，回任两江了。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认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顺从，否则一味较劲，对自己则是一无所益，因此只有在权势者的轻视、冷落中面向未来再图崛起，重建新功，让世人包括薄情于他的当权者重新认识到他的重要。
获取成功性格不是硬着头皮往前冲，而是要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曾国藩知道，硬着头皮往前冲，只能自绝生路，被强大的对手打倒！
求实际，不贪虚名
自古道：无粮不动兵，运兵打仗，筹集粮饷为第一要着。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只有兵权，没有总督、巡抚拥有的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遭遇的窘境，就是因为筹饷问题受制于人，正如他在与邵位西信中说的：“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但是，督抚实职，朝廷从不肯轻易授人。咸丰四年，曾国藩攻下武昌，咸丰帝兴奋之余，授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可见，朝廷对曾国藩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曾国藩仍是没有捞到实权。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上书恳请终制。这本是针对朝廷不给予督抚职任的要挟手法，朝廷起初未识破此用心，回批不允终制。曾国藩于是上了一封很长的奏折：《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历述自己以侍郎虚衔领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无实职，以致地方官员时加“讥刺”，甚至“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尤其是筹饷之事，更令曾国藩十分无奈，他说：至于筹划军饷等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没有一样不经过州县官员之手，有时我军营抽厘之地，州县官员故意阻挠。有时我军营已劝捐的人户，州县官员却要另行逼迫捐财，强行勒索。我想听之任之，则很担心事情窒息阻碍；我想惩处，则怕与大官吏们相摩擦。……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各种事务，我更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出个告示，来儆戒官员邪气和安慰民心，但是我因为不是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难相信。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无督抚实权，他只好赤裸裸挑明心迹：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绝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就是向朝廷告白：你若继续让我治军，就要给督抚实权，否则，不如让我回乡终制。谁知，此时战局正在起变化，太平军意想不到发生内讧，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势开始有利于清廷。于是，朝廷毫不客气地回批：允许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国藩大失所望，不仅捞不到督抚，连手中兵权也被夺去了，只好怏怏回乡，以待时机。
数年之后，当曾氏兄弟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他们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时候，曾国藩则主张远权避祸。郭昆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头一点是“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但与诸将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再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名遍天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早晚会生出事情。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其弟曰：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
金陵之役，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常吝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师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而余屡次去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在此，千嘱万嘱，无煎迫而深疾也。曾国荃总算听了阿兄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不讲求实际，不认清自己到底是否到了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就会变得轻率，不知天高地厚。曾国藩处处讲实际，尤其在权势上，更是不把手伸进权力之外的地方去，故他终究能显得不急不躁，达到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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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根谭》说：“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谁标榜自己的个性是外露还是含蓄，也不可能随便给谁贴上标签。相反，大多数人却在追求外露型与隐忍型两种合一的为人规范。给人留下直爽印象的人，骨子里可能隐藏着什么不便明言的小秘密，而那些让人老觉着阴险的人，则可能张口就称自己是个直肠子。其实，这就是一种深藏不露的处世哲学。有些人为了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韬光养晦’，长线投资。这类人中不乏‘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徒，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常以圣人般的言行出现在人们面前。生活上，勤俭克己；工作上，推功揽过；处世上，左右逢源。但一旦自己变了，就会变本加厉地寻求补偿。”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守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是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
走直线虽最近，但也最难。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管时间、地点、场合地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曲伸之道。为此，曾国藩始终主张不可表现欲过强：《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智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就像孔雀因为自己的美丽，总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示一样。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高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获取成功性格。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略胜一生筹。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守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事上、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经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
因此，曾国藩的处世，深谙龙蛇曲伸之道，他说：“处兹大乱未平之际，唯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主角于外，至要至要。”他说，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经常探讨《周易》，他对其中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深有同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不给人留下不驯的印象
曾国藩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分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是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而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绝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到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发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大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遥控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把权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注重保护自己。
要有躲避狂风暴雨的机智
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以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当攻下天京时退守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期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无奈，实则为一种进退之功，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然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之言词，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面对一个罪犯，必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了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于己，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住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说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落一个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怏怏南返，回任两江了。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认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顺从，否则一味较劲，对自己则是一无所益，因此只有在权势者的轻视、冷落中面向未来再图崛起，重建新功，让世人包括薄情于他的当权者重新认识到他的重要。
获取成功性格不是硬着头皮往前冲，而是要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曾国藩知道，硬着头皮往前冲，只能自绝生路，被强大的对手打倒！
求实际，不贪虚名
自古道：无粮不动兵，运兵打仗，筹集粮饷为第一要着。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只有兵权，没有总督、巡抚拥有的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遭遇的窘境，就是因为筹饷问题受制于人，正如他在与邵位西信中说的：“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但是，督抚实职，朝廷从不肯轻易授人。咸丰四年，曾国藩攻下武昌，咸丰帝兴奋之余，授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可见，朝廷对曾国藩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曾国藩仍是没有捞到实权。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上书恳请终制。这本是针对朝廷不给予督抚职任的要挟手法，朝廷起初未识破此用心，回批不允终制。曾国藩于是上了一封很长的奏折：《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历述自己以侍郎虚衔领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无实职，以致地方官员时加“讥刺”，甚至“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尤其是筹饷之事，更令曾国藩十分无奈，他说：至于筹划军饷等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没有一样不经过州县官员之手，有时我军营抽厘之地，州县官员故意阻挠。有时我军营已劝捐的人户，州县官员却要另行逼迫捐财，强行勒索。我想听之任之，则很担心事情窒息阻碍；我想惩处，则怕与大官吏们相摩擦。……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各种事务，我更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出个告示，来儆戒官员邪气和安慰民心，但是我因为不是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难相信。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无督抚实权，他只好赤裸裸挑明心迹：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绝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就是向朝廷告白：你若继续让我治军，就要给督抚实权，否则，不如让我回乡终制。谁知，此时战局正在起变化，太平军意想不到发生内讧，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势开始有利于清廷。于是，朝廷毫不客气地回批：允许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国藩大失所望，不仅捞不到督抚，连手中兵权也被夺去了，只好怏怏回乡，以待时机。
数年之后，当曾氏兄弟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他们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时候，曾国藩则主张远权避祸。郭昆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头一点是“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但与诸将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再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名遍天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早晚会生出事情。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其弟曰：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
金陵之役，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常吝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师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而余屡次去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在此，千嘱万嘱，无煎迫而深疾也。曾国荃总算听了阿兄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不讲求实际，不认清自己到底是否到了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就会变得轻率，不知天高地厚。曾国藩处处讲实际，尤其在权势上，更是不把手伸进权力之外的地方去，故他终究能显得不急不躁，达到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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