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灵活性格：动脑筋就会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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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
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发现往往是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这是未采纳建议而败的例子。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8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够看出来。他认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曾国藩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正是他从古今豪杰的成败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才免于“大功后大戮”这样一个悲剧。但曾国藩对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条，而是实事求是。他的这种认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有价值的。
衡量获取成功性格的关键词有两个：成与败。但是今日之成功，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今日之失败，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曾国藩不拘泥于一时之成败，历经各种磨难，终成大事，因为他不甘于不获取成功，其性格铸定他最后结果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巧妙地把不利变为有利
一个人如果沾染上被动的性格会怎样呢？当然是会继续错误和继续失败。其实，任何人的被动局面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下面，我们不妨起来探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观念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影响。
人的一生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一生，每个人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苦苦挣扎，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成功与失败是人生的两个极端，又只在咫尺之间。有人把它们称之比邻而居的门户，也有人说它们不过是前后步伐，其结果相距那么遥远，又如此紧密相连，成败的转换只是瞬息之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也没有永恒的成功者。只有经得起成功，更经得起失败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在遭遇失败时，我们不妨自己说：“失败只是暂时停止的成功而已！”
每当出现错误时，我们通常的反应是：“真是的，又错了，这次是哪里不对？”从另一方面看，有创造力的思考者会了解错误的潜在价值，而说些类似“看这个！它能使人们想到什么？”的话，然后他会利用这错误，把它当做垫脚石，来产生新创意。事实上，整个发明史充满了利用错误假设和失败观念来产生新创意的人。哥伦布以为他发现了一条到印度的捷径。开普勒偶然间得到行星间引力的概念，他是由错误的理由得到正确假设。再说爱迪生还知道上万种不能制造电灯泡灯丝的方法呢。
当出了差错，或遭受某种挫折，造成了某些损失后，成功者会汲取教训，设法补救，以扭转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
被动，是一种暂时的不利或轻量级的失败。在剿捻不利的艰难时期，曾国荃不识时务，不知事情利害，参劾官文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曾国荃为什么会参劾势力强大的满族贵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开始。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族权贵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缘由，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不把他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他就决心想法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事合起来考虑，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幕中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父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不该让哥哥知道，免被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处、肃顺党孽等多款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写奏折的水平也无法与曾国藩相比，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虽洋洋数千言，但语言欠斟酌，参劾内容尽管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并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头领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在慈禧犹豫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书，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示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弹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弹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捡了大便宜。经曾国藩这一举动，暂时地渡过了这一危机。
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就是把被动化为主动，把受制变成控制。曾国藩就是这么做的。
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乘势而起，说的就是借人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面对强大的对手，应该学会借人之势来镇住他，打掉他的张狂样儿。
在现实生活中，“借人之势”一计普遍运用，其意是诱导同行或朋友之力战胜对方，以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是“损下益上”求胜之法，即自己退避起来，借自己以外的人、事和物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借“名人效应”及借助各式各样的机会来使自己有所作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天时、地利，是指机会。在处事做人过程中，看准机会，抓住时机，借助于现有条件或现成的机会以达到目的的做法，就是“巧借东风”的妙用。
“巧借东风”与“借梯登高”有相同之处，都是借助于外部条件获得成功，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借梯登高”强调的是借助他人之力而达到目的，重要的是自己创造机会；而“巧借东风”强调的是借助于外物，如自然条件、金钱等物质条件，便于利用现成的机会以达到目的。
在处事做人过程中，借助于现有的条件和现成的机会而一举成功，是很不费力气的事情。
运用这一妙计的诀窍在于以下两点：
（1）机不可失，即首先要抓住机会。机会是难得的，故此才有切勿坐失良机的劝世良言。像赤壁之战中的曹军，就是由于没抓住机会，再没有胜利的希望了。所以，要想不失去机会，就应当在机会失去之前，仔细观察分析，随时做好准备。
（2）巧借东风，即知晓机会，随时巧妙地加以把握。一直想当元帅的拿破仑，发现借助约瑟芬的力量可以争得远征埃及的机会，他便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时机，此举为他日后建功立业乃至为法兰西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应该善于借助各种有利条件，为我所用，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为最后的成功奠定基础。
获取成功性格非鲁莽之举，而是要巧借势力，节省自己的体力、智力、财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曾国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在前面，我们谈到获取成功性格非鲁莽之举，而是要巧借势力，节省自己的体力、智力、财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曾国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曾国藩处事，确实讲借人之威，成己之事。
清朝皇帝对汉人始终怀有戒心，胡林翼作为湘军主要领导者出任湖北巡抚后，清廷就命满人官文为湖广总督对其实行监视。官文、胡林翼两个家世、经历、才略、人品大有不同；又在非常时期，分为督抚，同在一城，同办一事，且所办之事，多非平时之例行公事，或无章可循，或有章不能循。这样，双方势必发生矛盾冲突，甚至决裂。这在平时，大多是官僚们个人之间的恩怨，但在当时，却意味着湘军集团是否接受监督，清廷控制使用湘军的方针能否贯彻的问题。如果两人不和，湖北将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将受到官文的控制。这样不仅两湖难以成为湘军集团地盘和战略后方，湘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且湘军现有力量也会受到损害，进而危及两湖的安全。
在十分关键的情况下，曾国藩致信胡林翼，让他给官文“面子”，如不是事关紧要，一定顺从，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志。在上压下劝的情况下，胡林翼终于懂得官文的地位不能动摇，唯一的办法是与官文搞好关系，于是就改变作风，针对官文特点，大施权术，力求既尊重官文钦差大臣和总督的双重权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其做法有以下三点：
首先，竭力与官文建立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方面清人记载甚多。胡令其母认官文宠妾为义女，使两家内眷亲密往来；自己也不时拜谒官母；与官文平时私函，略去官场礼仪，直呼之为“老兄”、“中堂老兄”。有的记载还说胡与官结拜为兄弟。其次，在公事上，则“专从里子切实讲求，而不占人面子”。即抓实权，坚持按己意埋头处理军政事务，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赏，如“收城克敌”等事，则推首功于官文。在奏折信札中极力称誉官文“宽仁博大”，“仁厚公忠”，“能开诚心，布公道者，唯中堂一人”。再次，对官文贪污不仅视而不问，还每月以盐厘3000金，划作督署公费。此钱实则进入官之私囊。
从1857年春至1861年，胡林翼病死，其间二人虽有矛盾，但胡林翼对官文使用外圆内方的方针还是坚持了下来。官文对此自然心中有数，但仍然做了积极的响应。据说胡林翼母亲来武昌，官文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去河岸迎接。其实，在胡转变以前，官对胡和左宗棠某些冒犯行动，则以含忍态度处之。如五年官文派人至湖南劝捐，结果被拒绝，且咨文很不客气。官文置之不较，自称“彼时若斗笔墨，或竟奏请圣训，徒失和衷共济之雅”，甚至表示不为此而怪罪骆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俨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对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复权衡。正如官文对幕僚所说“我辈之才皆不及彼”，“我无彼不能御敌”。这说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动摇，就无人指挥湘军克敌制胜，他的种种地位和荣誉也就会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问题。因之，他一直拒绝奏参胡林翼。现在胡林翼对他顿改旧态，他又有功可居，有誉可邀，有银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记，官文乐得“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这样胡林翼就大体上如曾国藩所说“乃独得少行其志”，“事无大小，推贤让能，多由抚署主政”。这种情况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样，为当时“遐迩共知”的秘密。
但是，官文并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国藩所说，官文“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上极推让，然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改旧路，走新路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鲁克斯曾说：“性格保守的人，只是相信以前的陈规，不善于开拓新局面，所以总是重复过去。”进一步讲，保守的性格与成大事无利，因为做事不可墨守成规，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打破常规是成大事者必备的性格之一。没有这一点，一方面会阻止你的成功，另一方面，你只能是一个可怜虫！
谈到模仿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习惯模仿，不敢创新，或者说不愿意创新，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关于得失、是非、安全、冒险等价值判断的标准已经固定，这使他们常常不能换一面想问题。
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赢80块钱，而另外一个人是有85%的机会赢100块钱，但是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会选择最保险安稳的方式——选择80块钱而不愿冒一点险去赢那100块钱。可如果换一面来设定这个问题，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输掉80块钱，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有85%的机会输掉100块钱，但是也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输。这个时候，人们都会选择后者，赌一下，说不定什么都不输。
这个例子使我们明白，平时我们之所以不能创新，或不敢创新，常常是因为我们从惯性思维出发，以致顾虑重重，畏手畏脚。而一旦我们把同一问题换一面来考虑，就会发现很多新的机会，新的成功。
其实许多最有创意的解决方法都是来自于换一面想问题，在对待同一件事时，从相反的方面来解决问题，甚至于最尖端的科学发明也是如此。所以爱因斯坦说：“把一个旧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来看是需要创意的想象力，这成就了科学上真正的进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麦克本意是想替自己找个新的工作，以躲开令自己讨厌的老板。但他的太太教他换一面想问题，就是替他的老板而不是他自己找一份新的工作，结果，他不仅仍然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摆脱了令自己烦心的老板，还得到了意外的升迁。
怎样克服模仿的习性呢？这里我们想提出“换面”的问题：
一些专家在研究汽车的安全系统如何保护乘客在撞车时不受到伤害，最终也是得益于换一面解决问题。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汽车发生冲撞时，如何防止乘客在汽车内因移动而撞伤——这种伤害常常是致命的。在种种尝试均告失败后，他们想到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再去想如何使乘客绑在车上不动，而是去想如何设计车子的内部，使人在车祸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结果，他们不仅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且开启了汽车设计的新时尚。
在现实的生活中，当人们解决问题时，时常会遇到瓶颈，这是由于人们只停留在同一角度造成的，如果能换一换视角，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换一面考虑问题，情况就会改观，创意就会变得有弹性。记住，任何创意只要能转换视角，就会有新意产生。
曾国藩力戒模仿他人路子治军，时常求变于以理学，独创一体，变化兵制。关于战争，曾国藩在治军方面有几点则非常卓越：（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
咸丰二年（1852）6月，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7月25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母亲病故讣闻，立即改服奔丧回籍。8月抵家。这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10月，太平军因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上，连克岳州、汉阳，遂成燎原之势。11月，清廷下谕湖南巡抚，着传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12月，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创练湘军。
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不能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他下决心破除旧军队陋习，改弦更张，创建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新型军队来。在咸丰二年降旨命曾国藩办团练时，各省先后都办团练，唯独湖南一省最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练兵，从咸丰二年（1852）12月起，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止，历时一年余。他的湘军，特别与众不同。
首先，湘军是书生和农夫的结合体。它的将，大多是书生。书生能带兵打仗，不由人不怀疑。但书生长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耻，重气节，能誓死卫道，这是曾国藩选书生为将的着眼点。他选将的条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这四点又归结于要有忠义血性，否则，“终不可恃”。湘军的兵卒都是农夫，其募兵制度规定，必须是朴实而有土气的农夫，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人，概不收用。农夫吃苦耐劳，湘军挖长壕、扎硬寨，不准穿有色衣服，只准着草鞋，种种规定，农夫都容易办到。同时，农夫朴实，没有受过革命精神感召的农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输，这是曾国藩招农夫入伍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不知战事的书生，带领粗经训练的农夫，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天国。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奇迹。
其次，湘军特别重视精神训练。曾国藩自称“训练之上，非战阵之才”。而他的训练，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称之为“训家规”。宣称“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亲自下校场，“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用以激励士兵“天良”。湘军兵营几乎成了一个大学校，以“四书”《孝经》为课本，“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喻，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潸然泪下”。
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做铺垫，就容易形成一种“死长尊上”、“明等辨威”的风气，所以，人们认为湘军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浓的军队，是一支有思想、有主张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再加上升官发财的激励，自然就胜多败少，一往无前了。
在衡州练勇期间，形势剧烈发展。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号称百万余众。江忠源战死庐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国藩发兵，曾国藩因水师未练成一再拖延。事后证明，此时练成的水师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水陆军20000人从衡州出发。刚到长沙，太平军席卷而来，湘军先败于宁乡，再败于岳州，靖港一仗，曾国藩亲率的水陆主力军全军覆没。幸而塔齐布等在湘潭大捷，挽回了濒临绝境的战局。湘军添炮造船，重整旗鼓，7月攻下岳州，8月23日一举拿下武昌、汉阳。这时离衡州出师不到一年时间，湖南、湖北归于平静。
曾国藩意气飞扬，浮江而东，10月13日夺取田家镇，烧太平军战船4000只，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当时镇守九江的是太平军名将林启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咤风云的石达开，两次袭击，把湘军水师截为两段，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俘获了。不久，太平军夺回武昌，塔齐布在军中病死，罗泽南在回援武昌时阵亡，湘军陷入低谷。
在江西相持的3年，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他称为“赧颜走江西”，“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再加上与地方督抚相抵牾，他感到无法存身，咸丰七年回乡奔丧，在家守孝1年零4个月。
咸丰八年（1858）五月，石达开入浙江，东南震动。曾国藩再度出山。十年（1860）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摧垮，清廷开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辖江南军务。曾国藩命曾国荃围攻安庆，自己督师祁门。八月，以地道填炸药轰垮安庆城，取得关键性胜利。于是，曾国藩定下三路进兵策略，经过3年苦战，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时年54岁。
曾国藩为什么能战胜太平天国，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论兵员，太平军始终比湘军数量多，天京之围，仅李秀成、李世贤的援军就达十多万人（号称60万），而天京城下的湘军水陆仅三万余人。以后围城湘军陆续增至5万，而太平军城破被杀的就达十万余众。论装备，李秀成有洋枪二万余杆，其“开花棚炮，横飞入营”，令人心惊胆战，以致曾国藩在战后多次感叹，“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论战争的指挥者，太平军前期的杨秀清、石达开，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均不是等闲之辈。
那么湘军制胜的原因在哪里？
从战争的动员来看，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作战。湘军的书生将领都笃信程朱理学，有顽固的封建主义世界观，而出身农民的士兵与封建礼教并不矛盾，于是，他们在“誓死卫道”的口号下很容易结成一体。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义，在中国本来就没有根基，特别是后来发生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事件，人们的宗教热情顿然冷淡下去，诸王离心离德，群众像一盘散沙，这仗就打不下去了。
从战争的指挥来看，曾国藩本来是文人，并不懂打仗，王运的《湘军志》也说他“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的几次大败仗，如靖港之败、九江湖口之败、祁门之围，都是曾国藩直接指挥的。然而，关于战争，曾国藩有几点则非常卓越：
（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前面已述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把军营办成大学校，是古今罕见之例。此外，湘军的束伍练技、幕府制度、后勤供应等等，都是无懈可击的。
（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如，湘军总的战略路线，先夺武昌，以两湖为“立脚之根本”，利用水师优势，建瓴而下，依次夺田家镇、九江，强攻安庆，直捣金陵。这在当时可说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再如，对天京的三路进兵计划，曾国荃率主力顺江直下；左宗棠巡抚于浙江，牵制李世贤；李鸿章去上海，迎战李秀成；左、李同时对天京形成大范围包围。这种一路主攻，两路策应的战略，无疑也是正确的。
（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如，结硬寨、打呆战，挖长壕困敌，围城打援，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等等。
△曾氏多变性格之解密：
以变应变，一把抓住机会曾国藩善于以变应变，从不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限制之内，而是及时开动脑筋，去寻找变化的可能。曾国藩认为，人生之变，莫过于对机会的把握，因为机会总是飘忽不定的，令人难以琢磨。所以曾国藩特别善于用以变应变的方法去获取机会，获得了一次次胜局。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发现：有些人不能够以变术去抓住机会，而只是相信命运的安排。这种人往往将成功归功于运气，其实人生充满机会，成功者能识别它，牢牢地把握它。因此，假如在你的性格中能与命运挑战，就证明你是强者！
吉姆·史都瓦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是用变化的方法，紧紧抓住机遇，并以此为突破口，去打开人生的局面，他是这样介绍他的奋斗性格和一次经历的：
成立“叙述电视网”没有多久，如何抓住机会打开经营局面，则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只要你用变化之眼去发现问题，就能成功。不久我们的公关公司通知我必须亲自感谢加入播映我们节目的联映机构，并出席促销、推广活动做个人的公开露面。公关公司预先筹备了一场聚会，自我进行演讲，然后邀请当地的频道商和系统业者作为我们的贵宾。
这种方式同时有两个作用。它同时让我见到不止一位的频道及系统业者的经营者，并可以让许多人知道“叙述电视网”节目播放的消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视力正常的人收看节目的传统方法，是插播10秒钟的广告，通告“明天晚上7点钟，请收看这个节目”。但盲人很少固定看电视，所以插播广告的方式对我们并不适合，我必须找一种方式，使许多人知道“叙述电视网”已经开播的消息，并且能够预告部分的节目内容。公开演讲是倍增效果的好方法。
我在“叙述电视网”得到一个经验，一场访问不论是通过100家播映或通过1000家播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一样的。但是你必须抓住这样的机遇，从中找到变化的因素，给自己找到成功的方法。
由此，我们立即改变了“叙述电视网”的经营方式，选择了适合的方法而终获成功。我不知道你的梦想或目标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可以运用变化的技巧来倍增努力后的结果。这是成功的基本原理，好好想想看！
人生有一定的法则，每份工作和生涯的规划也有遵循的规则。不管我把法则称为技巧、定律、程序或原则，他们终极都是按人生法则变化而来的。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宣告结束，北方工业资产阶级战胜了南方种植园主，但林肯总统被刺身亡。
全美国沉浸在欢乐与悲痛之中，既为统一美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又因失去了一位可敬的总统而无限悲恸。
后来的美国钢铁巨头卡内基却看到了另一面，因为他的性格是要与命运抗争——他要以变应变，抓住机会，挑战自我。
卡内基预料到，战争结束后，经济复苏必然降临，经济建设对于钢铁的需求量便会与日俱增。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辞去铁路部门报酬优厚的工作，合并由他主持的两大钢铁公司——都市钢铁公司和独眼巨人钢铁公司，创立了联合制铁公司。
同时，卡内基让弟弟汤姆创立匹兹堡火车头制造公司和经营苏必略铁矿。
上天赋予了卡内基绝好的机会。
美国击败了墨西哥，夺取了加利福尼亚州，决定在那里建造一条铁路。同时，美国规划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
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比铁路更加赚钱了。
联邦政府与议会首先核准联合太平洋铁路，再以它所建造的铁路为中心线，核准另外三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
但一切远非如此简单，纵横交错的各种相连的铁路建设申请纷纷提出，竟达数十万之多，美洲大陆的铁路革命时代即将来临。
“美洲大陆现在是铁路时代、钢铁时代，需要建造铁路、火车头、钢轨，钢铁是一本万利的。”卡内基这么思索。
不久，卡内基向钢铁发起进攻。
在联合制铁厂里，矗立起一座22.5米高的熔矿炉，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熔矿炉，对它的建造，投资者都感到提心吊胆，生怕将本赔进去一无所获。
但卡内基的努力让这些担心成为杞人忧天。他聘请化学专家驻厂，检验买进的矿石、灰石和焦炭的品质，使产品、零件及原材料的检测系统化。
在当时，从原料的购入到产品的卖出，往往显得很混乱，直到结账时才知道盈亏状况，完全不存在什么科学的经营方式，卡内基大力整顿，贯彻了各层次职责分明的高效率的概念，使生产水平大为提高了。
同时，卡内基买下了英国道兹工程师“兄弟钢铁制造”专利，又买下了“焦炭洗涤还原法”的专利。
他这一做法不乏先见之明，否则，卡内基的钢铁事业就会在不久的大萧条中成为牺牲品。
1873年，经济大萧条的境况不期而至。
银行倒闭，证券交易所关门，各地的铁路工程支付款突然被中断，现场施工戛然而止。铁矿山及煤山相继歇业，匹兹堡的炉火也熄灭了。
卡内基断言：
“只有在经济萧条的年代，才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钢铁厂的建材，工资也相应便宜。其他钢铁公司相继倒闭，向钢铁挑战的东西部企业家也已鸣金收兵。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绝不可以失之交臂。”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卡内基却反常人之道，打算建造一座钢铁制造厂。
他走进股东摩根的办公室，谈出了自己的新打算：
“我计划进行一个百万美元规模的投资，建贝亚默式5吨转炉两座，旋转炉一座。再加上亚门式5吨熔炉两座……”
“那么，工厂的生产能力会怎样呢？”摩根问道。
“1875年1月开始工作，钢轨年产量将达到3万吨，每吨制造成本大约69美元……”
“现在钢轨的平均成本大约是10美元，新设备投资额比股票投资还赢利。”卡内基补充了一句。
股东们同意发行公司债券。
工程进度比预定的时间稍为落后，1875年5月6日，卡内基收到第一个订单，2000支钢轨。熔炉点燃了。
每吨刚轨的制成劳务费是8.26美元，原料40.86美元，右灰石和燃料是6.31美元，专利费1.17美元：总成本不过才56.6美元。
这比原先的预计便宜多了。卡内基兴奋不已。
1881年，卡内基与焦炭大王费里克达成协议，双方投资组建F.C.佛里克焦炭公司，各持一半股份。
同年，卡内基以他自己三家制铁企业为主体，联合许多小焦炭公司，成立了卡内基公司。
卡内基兄弟的钢铁产量居全美的1／7，正逐步向垄断型企业迈进。
1890年，卡内基兄弟吞并了狄克仙钢铁公司之后，一举将资金增到2500万美元，公司名称也变为卡内基钢铁公司。不久之后，又更名为US钢铁企业集团。
卡内基的成功性格与他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息息相关。
有人把机遇称为运气，不管称谓如何，都有一点是绝对的，善于以变应变利用机遇比怨天尤人更为有益。每一个想打造成功性格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很多人经营一种行业或做一种工作极为成功，但去经营新的行业或做另外一种工作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克里蒙特·斯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凭经验得到技巧，在一行中爬升到顶端，但是进入了另一种行业后，他们却不愿通过变化的方式去寻求新行业所需要的新知识和经验。同理也是这种原因导致一个人会在某一项行动成功，而在另一项行动中失败。因此在变化的观念中寻求机会和方向是相当重要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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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发现往往是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这是未采纳建议而败的例子。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8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够看出来。他认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曾国藩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正是他从古今豪杰的成败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才免于“大功后大戮”这样一个悲剧。但曾国藩对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条，而是实事求是。他的这种认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有价值的。
衡量获取成功性格的关键词有两个：成与败。但是今日之成功，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今日之失败，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曾国藩不拘泥于一时之成败，历经各种磨难，终成大事，因为他不甘于不获取成功，其性格铸定他最后结果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巧妙地把不利变为有利
一个人如果沾染上被动的性格会怎样呢？当然是会继续错误和继续失败。其实，任何人的被动局面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下面，我们不妨起来探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观念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影响。
人的一生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一生，每个人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苦苦挣扎，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成功与失败是人生的两个极端，又只在咫尺之间。有人把它们称之比邻而居的门户，也有人说它们不过是前后步伐，其结果相距那么遥远，又如此紧密相连，成败的转换只是瞬息之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也没有永恒的成功者。只有经得起成功，更经得起失败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在遭遇失败时，我们不妨自己说：“失败只是暂时停止的成功而已！”
每当出现错误时，我们通常的反应是：“真是的，又错了，这次是哪里不对？”从另一方面看，有创造力的思考者会了解错误的潜在价值，而说些类似“看这个！它能使人们想到什么？”的话，然后他会利用这错误，把它当做垫脚石，来产生新创意。事实上，整个发明史充满了利用错误假设和失败观念来产生新创意的人。哥伦布以为他发现了一条到印度的捷径。开普勒偶然间得到行星间引力的概念，他是由错误的理由得到正确假设。再说爱迪生还知道上万种不能制造电灯泡灯丝的方法呢。
当出了差错，或遭受某种挫折，造成了某些损失后，成功者会汲取教训，设法补救，以扭转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
被动，是一种暂时的不利或轻量级的失败。在剿捻不利的艰难时期，曾国荃不识时务，不知事情利害，参劾官文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曾国荃为什么会参劾势力强大的满族贵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开始。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族权贵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缘由，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不把他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他就决心想法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事合起来考虑，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幕中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父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不该让哥哥知道，免被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处、肃顺党孽等多款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写奏折的水平也无法与曾国藩相比，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虽洋洋数千言，但语言欠斟酌，参劾内容尽管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并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头领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在慈禧犹豫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书，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示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弹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弹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捡了大便宜。经曾国藩这一举动，暂时地渡过了这一危机。
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就是把被动化为主动，把受制变成控制。曾国藩就是这么做的。
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乘势而起，说的就是借人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面对强大的对手，应该学会借人之势来镇住他，打掉他的张狂样儿。
在现实生活中，“借人之势”一计普遍运用，其意是诱导同行或朋友之力战胜对方，以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是“损下益上”求胜之法，即自己退避起来，借自己以外的人、事和物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借“名人效应”及借助各式各样的机会来使自己有所作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天时、地利，是指机会。在处事做人过程中，看准机会，抓住时机，借助于现有条件或现成的机会以达到目的的做法，就是“巧借东风”的妙用。
“巧借东风”与“借梯登高”有相同之处，都是借助于外部条件获得成功，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借梯登高”强调的是借助他人之力而达到目的，重要的是自己创造机会；而“巧借东风”强调的是借助于外物，如自然条件、金钱等物质条件，便于利用现成的机会以达到目的。
在处事做人过程中，借助于现有的条件和现成的机会而一举成功，是很不费力气的事情。
运用这一妙计的诀窍在于以下两点：
（1）机不可失，即首先要抓住机会。机会是难得的，故此才有切勿坐失良机的劝世良言。像赤壁之战中的曹军，就是由于没抓住机会，再没有胜利的希望了。所以，要想不失去机会，就应当在机会失去之前，仔细观察分析，随时做好准备。
（2）巧借东风，即知晓机会，随时巧妙地加以把握。一直想当元帅的拿破仑，发现借助约瑟芬的力量可以争得远征埃及的机会，他便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时机，此举为他日后建功立业乃至为法兰西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应该善于借助各种有利条件，为我所用，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为最后的成功奠定基础。
获取成功性格非鲁莽之举，而是要巧借势力，节省自己的体力、智力、财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曾国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在前面，我们谈到获取成功性格非鲁莽之举，而是要巧借势力，节省自己的体力、智力、财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曾国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曾国藩处事，确实讲借人之威，成己之事。
清朝皇帝对汉人始终怀有戒心，胡林翼作为湘军主要领导者出任湖北巡抚后，清廷就命满人官文为湖广总督对其实行监视。官文、胡林翼两个家世、经历、才略、人品大有不同；又在非常时期，分为督抚，同在一城，同办一事，且所办之事，多非平时之例行公事，或无章可循，或有章不能循。这样，双方势必发生矛盾冲突，甚至决裂。这在平时，大多是官僚们个人之间的恩怨，但在当时，却意味着湘军集团是否接受监督，清廷控制使用湘军的方针能否贯彻的问题。如果两人不和，湖北将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将受到官文的控制。这样不仅两湖难以成为湘军集团地盘和战略后方，湘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且湘军现有力量也会受到损害，进而危及两湖的安全。
在十分关键的情况下，曾国藩致信胡林翼，让他给官文“面子”，如不是事关紧要，一定顺从，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志。在上压下劝的情况下，胡林翼终于懂得官文的地位不能动摇，唯一的办法是与官文搞好关系，于是就改变作风，针对官文特点，大施权术，力求既尊重官文钦差大臣和总督的双重权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其做法有以下三点：
首先，竭力与官文建立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方面清人记载甚多。胡令其母认官文宠妾为义女，使两家内眷亲密往来；自己也不时拜谒官母；与官文平时私函，略去官场礼仪，直呼之为“老兄”、“中堂老兄”。有的记载还说胡与官结拜为兄弟。其次，在公事上，则“专从里子切实讲求，而不占人面子”。即抓实权，坚持按己意埋头处理军政事务，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赏，如“收城克敌”等事，则推首功于官文。在奏折信札中极力称誉官文“宽仁博大”，“仁厚公忠”，“能开诚心，布公道者，唯中堂一人”。再次，对官文贪污不仅视而不问，还每月以盐厘3000金，划作督署公费。此钱实则进入官之私囊。
从1857年春至1861年，胡林翼病死，其间二人虽有矛盾，但胡林翼对官文使用外圆内方的方针还是坚持了下来。官文对此自然心中有数，但仍然做了积极的响应。据说胡林翼母亲来武昌，官文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去河岸迎接。其实，在胡转变以前，官对胡和左宗棠某些冒犯行动，则以含忍态度处之。如五年官文派人至湖南劝捐，结果被拒绝，且咨文很不客气。官文置之不较，自称“彼时若斗笔墨，或竟奏请圣训，徒失和衷共济之雅”，甚至表示不为此而怪罪骆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俨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对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复权衡。正如官文对幕僚所说“我辈之才皆不及彼”，“我无彼不能御敌”。这说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动摇，就无人指挥湘军克敌制胜，他的种种地位和荣誉也就会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问题。因之，他一直拒绝奏参胡林翼。现在胡林翼对他顿改旧态，他又有功可居，有誉可邀，有银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记，官文乐得“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这样胡林翼就大体上如曾国藩所说“乃独得少行其志”，“事无大小，推贤让能，多由抚署主政”。这种情况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样，为当时“遐迩共知”的秘密。
但是，官文并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国藩所说，官文“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上极推让，然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改旧路，走新路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鲁克斯曾说：“性格保守的人，只是相信以前的陈规，不善于开拓新局面，所以总是重复过去。”进一步讲，保守的性格与成大事无利，因为做事不可墨守成规，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打破常规是成大事者必备的性格之一。没有这一点，一方面会阻止你的成功，另一方面，你只能是一个可怜虫！
谈到模仿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习惯模仿，不敢创新，或者说不愿意创新，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关于得失、是非、安全、冒险等价值判断的标准已经固定，这使他们常常不能换一面想问题。
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赢80块钱，而另外一个人是有85%的机会赢100块钱，但是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会选择最保险安稳的方式——选择80块钱而不愿冒一点险去赢那100块钱。可如果换一面来设定这个问题，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输掉80块钱，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有85%的机会输掉100块钱，但是也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输。这个时候，人们都会选择后者，赌一下，说不定什么都不输。
这个例子使我们明白，平时我们之所以不能创新，或不敢创新，常常是因为我们从惯性思维出发，以致顾虑重重，畏手畏脚。而一旦我们把同一问题换一面来考虑，就会发现很多新的机会，新的成功。
其实许多最有创意的解决方法都是来自于换一面想问题，在对待同一件事时，从相反的方面来解决问题，甚至于最尖端的科学发明也是如此。所以爱因斯坦说：“把一个旧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来看是需要创意的想象力，这成就了科学上真正的进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麦克本意是想替自己找个新的工作，以躲开令自己讨厌的老板。但他的太太教他换一面想问题，就是替他的老板而不是他自己找一份新的工作，结果，他不仅仍然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摆脱了令自己烦心的老板，还得到了意外的升迁。
怎样克服模仿的习性呢？这里我们想提出“换面”的问题：
一些专家在研究汽车的安全系统如何保护乘客在撞车时不受到伤害，最终也是得益于换一面解决问题。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汽车发生冲撞时，如何防止乘客在汽车内因移动而撞伤——这种伤害常常是致命的。在种种尝试均告失败后，他们想到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再去想如何使乘客绑在车上不动，而是去想如何设计车子的内部，使人在车祸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结果，他们不仅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且开启了汽车设计的新时尚。
在现实的生活中，当人们解决问题时，时常会遇到瓶颈，这是由于人们只停留在同一角度造成的，如果能换一换视角，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换一面考虑问题，情况就会改观，创意就会变得有弹性。记住，任何创意只要能转换视角，就会有新意产生。
曾国藩力戒模仿他人路子治军，时常求变于以理学，独创一体，变化兵制。关于战争，曾国藩在治军方面有几点则非常卓越：（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
咸丰二年（1852）6月，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7月25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母亲病故讣闻，立即改服奔丧回籍。8月抵家。这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10月，太平军因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上，连克岳州、汉阳，遂成燎原之势。11月，清廷下谕湖南巡抚，着传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12月，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创练湘军。
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不能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他下决心破除旧军队陋习，改弦更张，创建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新型军队来。在咸丰二年降旨命曾国藩办团练时，各省先后都办团练，唯独湖南一省最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练兵，从咸丰二年（1852）12月起，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止，历时一年余。他的湘军，特别与众不同。
首先，湘军是书生和农夫的结合体。它的将，大多是书生。书生能带兵打仗，不由人不怀疑。但书生长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耻，重气节，能誓死卫道，这是曾国藩选书生为将的着眼点。他选将的条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这四点又归结于要有忠义血性，否则，“终不可恃”。湘军的兵卒都是农夫，其募兵制度规定，必须是朴实而有土气的农夫，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人，概不收用。农夫吃苦耐劳，湘军挖长壕、扎硬寨，不准穿有色衣服，只准着草鞋，种种规定，农夫都容易办到。同时，农夫朴实，没有受过革命精神感召的农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输，这是曾国藩招农夫入伍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不知战事的书生，带领粗经训练的农夫，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天国。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奇迹。
其次，湘军特别重视精神训练。曾国藩自称“训练之上，非战阵之才”。而他的训练，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称之为“训家规”。宣称“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亲自下校场，“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用以激励士兵“天良”。湘军兵营几乎成了一个大学校，以“四书”《孝经》为课本，“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喻，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潸然泪下”。
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做铺垫，就容易形成一种“死长尊上”、“明等辨威”的风气，所以，人们认为湘军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浓的军队，是一支有思想、有主张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再加上升官发财的激励，自然就胜多败少，一往无前了。
在衡州练勇期间，形势剧烈发展。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号称百万余众。江忠源战死庐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国藩发兵，曾国藩因水师未练成一再拖延。事后证明，此时练成的水师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水陆军20000人从衡州出发。刚到长沙，太平军席卷而来，湘军先败于宁乡，再败于岳州，靖港一仗，曾国藩亲率的水陆主力军全军覆没。幸而塔齐布等在湘潭大捷，挽回了濒临绝境的战局。湘军添炮造船，重整旗鼓，7月攻下岳州，8月23日一举拿下武昌、汉阳。这时离衡州出师不到一年时间，湖南、湖北归于平静。
曾国藩意气飞扬，浮江而东，10月13日夺取田家镇，烧太平军战船4000只，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当时镇守九江的是太平军名将林启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咤风云的石达开，两次袭击，把湘军水师截为两段，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俘获了。不久，太平军夺回武昌，塔齐布在军中病死，罗泽南在回援武昌时阵亡，湘军陷入低谷。
在江西相持的3年，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他称为“赧颜走江西”，“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再加上与地方督抚相抵牾，他感到无法存身，咸丰七年回乡奔丧，在家守孝1年零4个月。
咸丰八年（1858）五月，石达开入浙江，东南震动。曾国藩再度出山。十年（1860）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摧垮，清廷开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辖江南军务。曾国藩命曾国荃围攻安庆，自己督师祁门。八月，以地道填炸药轰垮安庆城，取得关键性胜利。于是，曾国藩定下三路进兵策略，经过3年苦战，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时年54岁。
曾国藩为什么能战胜太平天国，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论兵员，太平军始终比湘军数量多，天京之围，仅李秀成、李世贤的援军就达十多万人（号称60万），而天京城下的湘军水陆仅三万余人。以后围城湘军陆续增至5万，而太平军城破被杀的就达十万余众。论装备，李秀成有洋枪二万余杆，其“开花棚炮，横飞入营”，令人心惊胆战，以致曾国藩在战后多次感叹，“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论战争的指挥者，太平军前期的杨秀清、石达开，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均不是等闲之辈。
那么湘军制胜的原因在哪里？
从战争的动员来看，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作战。湘军的书生将领都笃信程朱理学，有顽固的封建主义世界观，而出身农民的士兵与封建礼教并不矛盾，于是，他们在“誓死卫道”的口号下很容易结成一体。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义，在中国本来就没有根基，特别是后来发生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事件，人们的宗教热情顿然冷淡下去，诸王离心离德，群众像一盘散沙，这仗就打不下去了。
从战争的指挥来看，曾国藩本来是文人，并不懂打仗，王运的《湘军志》也说他“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的几次大败仗，如靖港之败、九江湖口之败、祁门之围，都是曾国藩直接指挥的。然而，关于战争，曾国藩有几点则非常卓越：
（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前面已述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把军营办成大学校，是古今罕见之例。此外，湘军的束伍练技、幕府制度、后勤供应等等，都是无懈可击的。
（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如，湘军总的战略路线，先夺武昌，以两湖为“立脚之根本”，利用水师优势，建瓴而下，依次夺田家镇、九江，强攻安庆，直捣金陵。这在当时可说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再如，对天京的三路进兵计划，曾国荃率主力顺江直下；左宗棠巡抚于浙江，牵制李世贤；李鸿章去上海，迎战李秀成；左、李同时对天京形成大范围包围。这种一路主攻，两路策应的战略，无疑也是正确的。
（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如，结硬寨、打呆战，挖长壕困敌，围城打援，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等等。
△曾氏多变性格之解密：
以变应变，一把抓住机会曾国藩善于以变应变，从不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限制之内，而是及时开动脑筋，去寻找变化的可能。曾国藩认为，人生之变，莫过于对机会的把握，因为机会总是飘忽不定的，令人难以琢磨。所以曾国藩特别善于用以变应变的方法去获取机会，获得了一次次胜局。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发现：有些人不能够以变术去抓住机会，而只是相信命运的安排。这种人往往将成功归功于运气，其实人生充满机会，成功者能识别它，牢牢地把握它。因此，假如在你的性格中能与命运挑战，就证明你是强者！
吉姆·史都瓦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是用变化的方法，紧紧抓住机遇，并以此为突破口，去打开人生的局面，他是这样介绍他的奋斗性格和一次经历的：
成立“叙述电视网”没有多久，如何抓住机会打开经营局面，则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只要你用变化之眼去发现问题，就能成功。不久我们的公关公司通知我必须亲自感谢加入播映我们节目的联映机构，并出席促销、推广活动做个人的公开露面。公关公司预先筹备了一场聚会，自我进行演讲，然后邀请当地的频道商和系统业者作为我们的贵宾。
这种方式同时有两个作用。它同时让我见到不止一位的频道及系统业者的经营者，并可以让许多人知道“叙述电视网”节目播放的消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视力正常的人收看节目的传统方法，是插播10秒钟的广告，通告“明天晚上7点钟，请收看这个节目”。但盲人很少固定看电视，所以插播广告的方式对我们并不适合，我必须找一种方式，使许多人知道“叙述电视网”已经开播的消息，并且能够预告部分的节目内容。公开演讲是倍增效果的好方法。
我在“叙述电视网”得到一个经验，一场访问不论是通过100家播映或通过1000家播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一样的。但是你必须抓住这样的机遇，从中找到变化的因素，给自己找到成功的方法。
由此，我们立即改变了“叙述电视网”的经营方式，选择了适合的方法而终获成功。我不知道你的梦想或目标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可以运用变化的技巧来倍增努力后的结果。这是成功的基本原理，好好想想看！
人生有一定的法则，每份工作和生涯的规划也有遵循的规则。不管我把法则称为技巧、定律、程序或原则，他们终极都是按人生法则变化而来的。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宣告结束，北方工业资产阶级战胜了南方种植园主，但林肯总统被刺身亡。
全美国沉浸在欢乐与悲痛之中，既为统一美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又因失去了一位可敬的总统而无限悲恸。
后来的美国钢铁巨头卡内基却看到了另一面，因为他的性格是要与命运抗争——他要以变应变，抓住机会，挑战自我。
卡内基预料到，战争结束后，经济复苏必然降临，经济建设对于钢铁的需求量便会与日俱增。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辞去铁路部门报酬优厚的工作，合并由他主持的两大钢铁公司——都市钢铁公司和独眼巨人钢铁公司，创立了联合制铁公司。
同时，卡内基让弟弟汤姆创立匹兹堡火车头制造公司和经营苏必略铁矿。
上天赋予了卡内基绝好的机会。
美国击败了墨西哥，夺取了加利福尼亚州，决定在那里建造一条铁路。同时，美国规划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
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比铁路更加赚钱了。
联邦政府与议会首先核准联合太平洋铁路，再以它所建造的铁路为中心线，核准另外三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
但一切远非如此简单，纵横交错的各种相连的铁路建设申请纷纷提出，竟达数十万之多，美洲大陆的铁路革命时代即将来临。
“美洲大陆现在是铁路时代、钢铁时代，需要建造铁路、火车头、钢轨，钢铁是一本万利的。”卡内基这么思索。
不久，卡内基向钢铁发起进攻。
在联合制铁厂里，矗立起一座22.5米高的熔矿炉，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熔矿炉，对它的建造，投资者都感到提心吊胆，生怕将本赔进去一无所获。
但卡内基的努力让这些担心成为杞人忧天。他聘请化学专家驻厂，检验买进的矿石、灰石和焦炭的品质，使产品、零件及原材料的检测系统化。
在当时，从原料的购入到产品的卖出，往往显得很混乱，直到结账时才知道盈亏状况，完全不存在什么科学的经营方式，卡内基大力整顿，贯彻了各层次职责分明的高效率的概念，使生产水平大为提高了。
同时，卡内基买下了英国道兹工程师“兄弟钢铁制造”专利，又买下了“焦炭洗涤还原法”的专利。
他这一做法不乏先见之明，否则，卡内基的钢铁事业就会在不久的大萧条中成为牺牲品。
1873年，经济大萧条的境况不期而至。
银行倒闭，证券交易所关门，各地的铁路工程支付款突然被中断，现场施工戛然而止。铁矿山及煤山相继歇业，匹兹堡的炉火也熄灭了。
卡内基断言：
“只有在经济萧条的年代，才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钢铁厂的建材，工资也相应便宜。其他钢铁公司相继倒闭，向钢铁挑战的东西部企业家也已鸣金收兵。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绝不可以失之交臂。”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卡内基却反常人之道，打算建造一座钢铁制造厂。
他走进股东摩根的办公室，谈出了自己的新打算：
“我计划进行一个百万美元规模的投资，建贝亚默式5吨转炉两座，旋转炉一座。再加上亚门式5吨熔炉两座……”
“那么，工厂的生产能力会怎样呢？”摩根问道。
“1875年1月开始工作，钢轨年产量将达到3万吨，每吨制造成本大约69美元……”
“现在钢轨的平均成本大约是10美元，新设备投资额比股票投资还赢利。”卡内基补充了一句。
股东们同意发行公司债券。
工程进度比预定的时间稍为落后，1875年5月6日，卡内基收到第一个订单，2000支钢轨。熔炉点燃了。
每吨刚轨的制成劳务费是8.26美元，原料40.86美元，右灰石和燃料是6.31美元，专利费1.17美元：总成本不过才56.6美元。
这比原先的预计便宜多了。卡内基兴奋不已。
1881年，卡内基与焦炭大王费里克达成协议，双方投资组建F.C.佛里克焦炭公司，各持一半股份。
同年，卡内基以他自己三家制铁企业为主体，联合许多小焦炭公司，成立了卡内基公司。
卡内基兄弟的钢铁产量居全美的1／7，正逐步向垄断型企业迈进。
1890年，卡内基兄弟吞并了狄克仙钢铁公司之后，一举将资金增到2500万美元，公司名称也变为卡内基钢铁公司。不久之后，又更名为US钢铁企业集团。
卡内基的成功性格与他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息息相关。
有人把机遇称为运气，不管称谓如何，都有一点是绝对的，善于以变应变利用机遇比怨天尤人更为有益。每一个想打造成功性格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很多人经营一种行业或做一种工作极为成功，但去经营新的行业或做另外一种工作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克里蒙特·斯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凭经验得到技巧，在一行中爬升到顶端，但是进入了另一种行业后，他们却不愿通过变化的方式去寻求新行业所需要的新知识和经验。同理也是这种原因导致一个人会在某一项行动成功，而在另一项行动中失败。因此在变化的观念中寻求机会和方向是相当重要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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