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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在书坛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书法艺术升华到观念变革的高层次,这无疑是迈了一大步。书法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书法艺术的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而是取决于内在精神的现代化。书法现代性的精神是指当代书法艺术所体现、传导的现代社会的价值趋向。

    近现代书坛,仍然是碑派占主流地位。但和晚晴碑派不同,取法汉碑和上古篆书的书法家在这一时期较多。

    很多书法大师如林散之,沙孟海,陆维钊等等在1949年之前即已从事书法创作,但直至文1化大1革命之后他们已近耄耋之年才以书法闻名。1949年之后到毛1泽东1去世的近三十年时间内,书法基本上不受重视。当时的人们正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一个新中国。书法被认为是旧传统的代表。

    近代书法艺术的色彩斑斓,与其书家队伍的空前复杂有直接干系。或许因距离太近,这段风景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清晰明透。

    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年历史,是传世最早的可识文字,主要用于占卜。笔法瘦劲挺拔,直线较多。起笔有方笔、圆笔,也有尖笔,手笔“悬针”较多。大篆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它们保存着古代象形文字的明显特点。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国的通用文字,大篆的简化字体,其特点是形体均匀齐整、字体较籀文容易书写。

    隶书,亦称汉隶,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隶书起源于秦朝,由程邈整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如《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入《鲁相韩勑复颜氏繇发碑》、《韩勑碑》等。汉永寿二年(156年)刻,隶书。纵227.2厘米,横102.4厘米。藏山东曲阜孔庙。无额。四面刻,均为隶书。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韩勑等九人题名。碑阴及两侧皆题名。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从程邈创立的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楷书有楷模的意思,张怀瓘《书断》中已先谈到过。六朝人仍习惯地用着它,例如羊欣《采》文,王僧虔《论书·韦诞传》中云:“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那是“八分楷法”的简称。到北宋才以之代替了正书之名,其内容显然和古称是不一样的,名异实同和名同实异之例,大概有以上这些。

    行书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源的,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行”是“行走”的意思,因此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在狂乱中觉得优美。《说文解字》中说:“汉兴有草书”。草书始于汉初,其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殷代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时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甲骨文发现于1889年,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的记录,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距今已3000多年。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其笔法已有粗细、轻重、疾徐的变化,下笔轻而疾,行笔粗而重,收笔快而捷,具有一定的节奏感。笔画转折处方圆皆有,方者动峭,圆者柔润。其线条比陶文更为和谐流畅,为中国书法特有的线的艺术奠定了基调和韵律。甲骨文结体长方,奠定汉字的字型。甲骨文的结体随体异形,任其自然。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后人所谓参差错落、穿插避让、朝揖呼应、天覆地载等汉字书写原则,在甲骨文上已经大体具备。

    古汉字书体之一种。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兴盛于周代。金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丰碑。依附于青铜器,铸鼎意在“使民知神奸”故是一种宗教祭祀的礼器。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器文,古金文。和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线条较之于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文字的象形意味也更为浓重,最早的金文见于商代中期出土的青铜器上,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周代是金文的黄金时代,出土铭文最多。

    石刻文

    碑刻,泛指刻石文字或图案。最早的碑刻文字,首推秦朝的“石鼓文”。

    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传说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嵝碑》,刻诗文体格调与《诗经》大小雅相近。字体近于《说文解字》所载籀文,历来对其书法评价甚高。主要作品有:《石鼓文》、《峄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玡石刻》、《会稽石刻》等。

    

    峄山石刻

    石鼓文对后世的书法与绘画艺术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不少杰出的书画家如: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朱宣咸、王福庵等都长期研究石鼓文艺术,并将其作为自己书法艺术的重要养分,也融入进了自己的绘画艺术中。

    墓志铭,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档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墓志铭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

    拓片,帖

    【碑拓】此乃拓片数量最多部分,涉及历代名碑,是如今书法临摹的主要参照。字帖是供学习书法的人临摹的范本,多为名家墨迹的石刻拓本、木刻印本或影印本。字帖按是否真迹划分,可以分为碑帖和墨迹。碑帖是根据刻在碑石上的字迹塌拓下来的字帖。墨迹是书写者直接写在纸张、绢帛等媒介物上的墨色痕迹。历代名帖如,淳化阁帖,三希堂。

    简帛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古代的简册,以竹质为主,编简的绳用牛筋、丝线、麻绳。考古发现较早的简帛墨迹,有: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盟书(盟书,即:写于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中国书法由甲骨文、金文,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因此殷商以来的文字,在诸侯各国分化为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书法的形态和技巧亦呈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北方的晋国的"蝌蚪文",吴、越、楚、蔡等国的"鸟书",笔画多加曲折和拖长尾。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已不似西周金文那种浓厚的形态,替之以修长的体态,显示出一种圆润秀美,如《攻吴王夫差鉴》。这时期留存的大量墨迹,为简、帛、盟书等。

    审美

    整体形态美

    中国字的基本形态是方形的,但是通过点画的伸缩、轴线的扭动,也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动人形态,从而组合成优美的书法作品。结体形态,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书法意趣的表现需要;二是书法表现的形式因素。就后者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书体的影响,如篆体取竖长方形;二为字形的影响,有的字是扁方形、而有的字是长方形的;三为章法影响。因此,只有在上述两类因素的支配下,进行积极的形态创造,才能创作出美的结体形态。

    点画结构美的构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指各种点画按一定的组合方式,直接组合成各种美的独体字和偏旁部首。二是指通过将各种部首,再按一定的方式组合成各种字形。中国字的部首组合方式无非是左右式、左中右式,上下式、上中下式,包围式、半包围式等几种。这些原则主要是比例原则、均衡原则、韵律原则、节奏原则、简洁原则,等等。这里特别要提的就是比例原则,其中黄金分割比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对点画结构美非常重要。

    结体墨色组合的艺术性,主要是指其组合的秩序性。作为艺术的书法,它的各种色彩不能再是杂乱无章的,而应是非常有秩序的。这里也有些共同的美学原则,要求书者予以遵守。如重点原则、渐变原则、均衡原则,等等。书法结体的墨色组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背景底色的分割组合。人们常说的“计白当黑”,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二是点画结构的墨色组合。从作品的整体效果来看,不但要注意点画墨色的平面结构,还要注意点画墨色的分层效果,从而增强书法的表现深度。

    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玡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

    钟繇(yáo)(151年—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东)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钟繇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是楷书(小楷)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钟繇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王羲之等后世书法家都曾经潜心钻研学习钟繇书法。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并称为“钟王”。南朝庾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则评其书法为“神品”。

    张芝(公元?—192)字伯英,东汉大书法家,人称之为“草圣”。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安西县东)人。张芝的草书源自杜度,崔瑗,尔后,自立门户。被庾肩吾《书品》评为“功夫第一,天然次之”。与钟繇、王羲之并列为“上之上”品。

    卫铄,别称卫夫人,名铄,字茂猗(公元272—349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是晋代著名书法家。卫铄为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世称卫夫人。卫氏家族世代工书,卫铄夫李矩亦善隶书。卫夫人师承钟繇,妙传其法。王羲之少时曾从其学书,卫夫人是“书圣”的启蒙老师。

    王羲之(303—361年东晋)世称“书圣”。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玡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著名书法著作有《兰亭序》等。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其子王献之书法亦佳,世人合称为“二王”[2] 。因此,《书谱》概总为:“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有二王之妙”。四人被称为古代书家“四贤”。

    王献之,字子敬,东晋琅琊临沂人,书法家、诗人,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欧阳询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

    虞世南,字伯施,余姚人。唐初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隋炀帝时官起居舍人,唐时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唐朝政治家、书法家,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阳翟(今河南禹州)人;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后在唐朝任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后坚决反对武则天为后,遭贬潭州(长沙)都督,武后即位后,转桂州(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北境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年)卒;褚遂良工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薛稷(649—713)字嗣通,中国唐代画家,书法家。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曾孙,唐朝中书令薛元超从子。汉族,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后被赐死狱中。工书法,师承褚遂良,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

    颜真卿(709—784,一说709—785),字清臣,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生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费县)。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

    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是唐朝最后一位著名书法家。擅长楷书,代表作有《神策军碑》、《玄秘塔碑》等。

    张旭(675—750?),字伯高,一字季明,汉族,唐朝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常熟县尉,金吾长史。善草书,性好酒,世称张颠,也是“饮中八仙”之一。其草书当时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三绝”,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怀素(725—785)唐时人,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汉族,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幼年好佛,出家为僧。他是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与唐代另一草书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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