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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高低

    张作霖赚得盆满钵满。

    虽然土匪出身,但他经商也有一套,不然百万身家(这是张汉卿粗算的数字)不是凭空得来的。张汉卿前脚向他透露这个商机,他后脚就动作起来。烟草嘛,东北多得是;卷烟和烟丝处理也是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拿手好戏,有人就行,并不需要多么雄厚的工业实力,产烟大省奉天、热河缺的是销量。短短一个月,规模颇大的卷烟厂就建起来了。在三个月后首轮价格谈判结束时,首批10万支香烟已经出厂待发。这份做生意的天赋和对机会的大胆把握,很显水平。

    张汉卿把这批香烟命名为“胜利”牌,寓意为欧战的胜利,也隐喻着他为乃父在提升经济能力上的一次胜利。通过把奉天并不值钱的烟草从白菜价卖到人参价,让张作霖对他交结人脉的水平刮目相看。

    中国的“胜利”牌香烟以其劲大、便宜迅速获得战区官兵的喜爱,被誉为“珍贵的礼物”。一位比利时士兵柯林-卫多普在明信片上留言:“在如今恶劣的天气下,烟草倍受欢迎。在战壕里,你绝不会发现任何的香烟残余散落在地,因为在它们燃烧到唇边之前是不会被扔掉的。”

    同为协约国的俄国获得这种香烟的途径就更方便了,同样地,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超出和平地区人们所能想到的极限。随军记者达基扬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娅(女)在回忆中说:“我看到过一个烟草箱子怎样飞落到沼泽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骂…战士们很珍惜弹药,也很珍惜烟草…”烟草、香烟、打火石或火柴,在无情的战争中真的可谓士兵们唯一的慰藉之源。

    此后烟草成为振兴东北经济的重要一环被继续发扬光大,一直到战后,价廉物美的中国香烟一直是欧洲人民的最爱,也为东北财政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这是后话。

    从蔡锷答应为张汉卿的烟草大计提供人脉起,叔侄两人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光志同道合不行,还要互利合作,这一点蔡锷做得很好,他要用他的实际行动让张作霖坚定信心。如何透过各种关系与欧洲各国的公使们联系,运输有什么要求,价格为几何,都是让人头痛的。

    但是张汉卿是解决大事的人,他才不会做那些伤脑筋的事咧,这些就由乃爸做好了,他有的是经商的人么----路都铺好了,若连这个都做不好,他要鄙视那位奉天王呢。

    此时张汉卿已经想到另外一件事上,他略有局促地对蔡大将军说:“世叔,小侄有一件事情藏在心里好久了,不知是否可以问一问?”

    张汉卿正对了老蔡脾气,本着提携后进的想法,蔡锷大方地挥手说:“当然可以。”

    “蒋方震将军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很厉害?”

    蔡锷愕然:“呃…”

    张汉卿道:“我想去拜见百里先生。” 他接着又促狭一笑:“也不知道‘军刀三杰’中,世叔与蒋方震将军不知谁更厉害些?”

    这个是难题,因为在蒋百里与蔡锷谁更厉害的问题上,后世孰多争议。

    从军衔上讲,护国讨袁战争之前,蔡锷已经官拜民国政|府一级上将;而蒋百里直到十年后,还只挂着个中将,只是在死后追赠的上将。

    从武功上讲,蔡锷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其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蔡锷之名气,也在此役后家喻户晓,为其一生军事生涯之巅峰。后世上的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元帅,此时都在他麾下为一小将:而蒋百里一生从未有机会亲自带兵作战,在战术上殊有建树。

    在战略上,则是蒋百里之强项,但要恐怕归功于其比之蔡锷之长寿(虽然正史上蒋百里也只活了56岁,但比37岁的蔡锷则又有了岁月沉积与历史演进的优势,参考蒋在1936年才大致完成其“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著名“持久战”奠基人的理论《国防论》)。他的贡献,恐怕还是其桃李满天下的军中子弟吧。

    而蔡锷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加以总结,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从这一点讲,蔡锷对中国的国情的了解是相当精到和独特的,丝毫不亚于蒋百里,或者说是蒋百里后来理论的补充----毕竟蒋百里提供了中国在大方向上必胜的论证,而蔡锷则指导了中国如何胜的难题。两者的结合,大概便是后来毛爷爷的《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的主要思想。

    对于自己和蒋百里孰高孰低的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也从来没做此比较。自己年纪轻轻就执掌一省军事,于军事理论上也颇有研究,而蒋百里则多在军事理论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上有建树,两者严格意义上讲是军事学的两大分支。蔡锷当得上军事家,而蒋百里则只能说是军事学家。

    蔡锷是正人君子,说自己强于蒋百里的话是万万不会讲出来的,毕竟做人要厚道;但要说自己弱,又心有不甘,又怕张汉卿阅历浅会真的认为自己略输一筹。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这面子还是要争一争的。

    想了一想,蔡锷道:“我与你蒋世叔都毕业于日本陆大系,算是系出同门,但后来各自发展专业领域不同,机缘也不尽一样,怎好比较?”他微微一笑,平静下来,指着张汉卿的鼻子,笑着说:“汉卿,你怎么会想到问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张汉卿肃容回答说:“奉天部队一直存在战斗力低下与指挥能力落后等问题,学良临来之时,便和父亲讨论过关于重开奉天讲武堂的事----现在想来恐怕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了罢。只是学良始终存在一个疑点:鉴于练兵时间与财政限制,是作战与指挥能力优先还是政工优先,学良仍在推敲。练一支百战精兵,费用肯定不小;而政工优先,则奉天可用投入教育的资金来满足政工部分的投入,费用较小。只是在提升军队战斗力方面是否有不足的地方还未可知。蒋世叔在战略方向上的造诣自不必说,在保定陆军学校教导中也有不俗成就。学良想亲自讨教这个问题。”

    蔡锷点头,微笑着说:“政工,是什么意思?”

    张汉卿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小侄想出来的新词。政工就是用政治教育的手段来使官兵知道,他们是为何而战。学良私下也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不单单在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士气。另外部队的政工人员也要改变策略,要官兵一体,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学良曾经对世叔的波亚战术略有心得,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打人民战争。只要获得人民拥护,进可以从人民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后勤、物力、人力的支持,退可以融入百姓中间寻得保护。学良认为,现代部队需要大批这样的专职人员,这样的人员应该是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兵,才是有精、气、神的。”

    蔡锷不再微笑。他凝视张汉卿许久,徐徐道:“这个问题是你父亲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认识?”

    张汉卿郝然道:“只是学良自己的揣测。”

    蔡锷静静说:“汉卿今年15岁?”

    张汉卿说:“虚岁满15了。”

    蔡锷忽然拉起张汉卿的手说:“吾道不孤。我现在就带你见见蒋方震。”

    这番话能引起我们蔡大将军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一些新式名词外,张汉卿的见解结合了蔡锷、蒋百里多年的研究成果,又解开了他多年以来的疑惑,怎不令他失态?(张汉卿:废话,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特色的建军与强军之路,又怎么会错?)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张汉卿提出的政工人员教出精神的想法,正合他意。

    而且张汉卿“官兵一体”的提法甚得他心。蔡锷也一直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张汉卿小小年纪能有这种认识,不能不让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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