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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6章 去留之辩

    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需要处理,就是即使老、少帅成功被暗杀,奉系内乱,顶多再现一个军阀重新林立的中国。要想侵吞东北,达到日本人所想的建立“满蒙共和国”的梦想,有一个人的工作不得不做:那就是溥仪。

    没有清朝逊帝出面,日本人在东北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略,政治上会冒着英美干涉的风险。现在,需要想方设法同步把溥仪带出北京,然后“574”计划执行,反奉联盟的军队与沈阳军区的军队起冲突,日本人即可以借“调停或维持铁路安定”的名义合法介入。

    相信只要奉系不抱团,人民党及人民军内部会有巨大的纷争而无暇他顾,在沈阳的军队是经不起日本人的恫吓的。

    奉系力量被赶出东北,扶持傀儡的溥仪为皇帝,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满清老巢保皇力量的拥护,日本也可以免除直接干涉中国内政之嫌。这样,日本就有足够的说辞来蚕食东北,完成多少代宿臣的夙愿。

    历史上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

    土肥先是联系了在东北读军事院校的溥杰,他是溥仪最亲近的人,如果说动他,事半而功倍。

    可是溥杰说什么也不愿意做这事。在沈阳陆军指挥学院学习的日子里,他充分认识到人民军的强大。溥仪来东北,沈阳军区分分钟就可以灭了跟随他的势力;而这个皇帝的作用,无非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就是做废帝也强似它,何况用出卖祖宗来交换?这个历史罪人他不敢当。

    不过不做归不做,对于日本人的阴谋,他也选择了缄默:毕竟溥仪是他的哥哥,他不敢告知其他人,以免逊帝受到牵连。

    与此同时,紫禁城里的那位皇帝也陷入了两难。

    说实话,对去与不去,溥仪是矛盾的。辛亥革命后,大清帝国颠覆,按照《优待条约》,溥仪仍然保留帝号,居住在北京后宫。政|府每月给予一笔不菲的养家费,日子倒也安逸,他也过惯了这种平和的日子。

    但是直奉大战中冯玉祥入北京后,这位大老粗将军一心要为民作主,革命之心大作,要彻底废除封建帝制度,便要强行把末帝驱除出北京城。

    幸好来了个大救星张汉卿,亲自撵走了冯家子弟兵,还和他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严格地说,是和皇后,这让溥仪十分尴尬。

    他不是傻子,婉容的点点滴滴变化,他都放在眼里:衣饰更鲜丽、打扮更入时、出入更频繁、气色更红润…关键是少帅和她密切交往的消息一直见诸报端,让人又恼又恨。只是想到张宗昌那凶神恶煞的模样,他只能明智地装作不知。

    本来还想寻找机会重登大宝,但随着人民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越来越稳固,复辟的雄伟大业离他是越来越远了。无论如何,当怀念过去的美好日子时,废帝是没人愿意做的。

    这个时候日本人派罗振玉来说服他去东北,并表示将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包括蒙古、东三省在内的“满蒙共和国”。这样,清朝余脉得到保存。因此日本人怂恿他去满洲发祥地当皇帝,他在心里是十分乐意的。

    因为日本人说,如此他不去,他们将扶持和他同父所生的皇弟溥伟为皇帝。当然,为了给他壮胆,日本人还告诉他:“很快将发生一场大变故,届时民国政|府的威胁将不复存在。至于那个少帅,他自身都难保!”

    看来,日本人对张汉卿与婉容的事是很了解的,也了解溥仪内心对张汉卿的痛恨程度。

    但是他身边不乏聪明人,他的老师陈宝琛就是一个。

    陈对日本人立傀儡的用意十分明了。所谓君辱臣死,61岁的陈宝琛在溥仪退下龙廷后一直伴随着他,仍在后宫担任“帝师”。

    在授业的同时,陈宝琛经常孜孜不倦的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静观其变”的复辟思想,希望溥仪有朝一日能够恢复“皇清大业”、“重登九五”宝座。期间,陈宝琛为光绪皇帝撰写了《德宗本纪》,并主纂了《德宗实录》,被溥仪加封为太傅。

    作为第一亲信,溥仪向他咨询。陈宝琛说:“这是诡计,万万使不得!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也。”

    国难有忠臣,可是国难历来奸臣居多。对于能够让溥仪重登帝位,不少宵小上窜下跳,争相想做从龙之臣,这里面郑孝胥是杰出的代表。这位正史上伪满洲国的首辅大臣,不遗作力地劝说溥仪。

    郑孝胥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他曾在最初提出虚君立宪的动机,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作为清朝遗老,在他心中,挽救了中国,大清的生命自然也得到了延续。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郑最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法制问题。

    然而,清朝遗老开明的态度和改变的热情,因为辛亥革命而熄灭。尽管在现代化观念的惯性之下,郑孝胥曾承认共和是佳名美事,然而他更多的是感到了“忠”从相反方向带来的压力。最终,他决定听从“忠”的引导,做清朝的遗老。

    孟森曾写信劝他“无庸再蹈谢皋羽、汪水云之成迹”,却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在收到信的次日,郑孝胥以《哀沈瀛》一诗,再次表明他的心情。两天后,他深夜起床,抄写《伯夷列传》。

    在革命之后,郑孝胥痛定思痛,下结论说:“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庸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

    并以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加以批判,认为:“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扰乱天下,能发而不能收,其祸能胜言乎!”

    郑孝胥对共和,在理论上作了最基本的让步,所以他能批评的,只有党人的疯狂和中国的民智不开两点。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辛亥革命后,对于之前所宣扬的立宪法制的忏悔之情。这种“幡然悔悟”的忠君思想,是溥仪皇帝迫切需要的,也是相当信任的。

    但是帝师陈宝琛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力排众议谏曰:“不可轻信郑孝胥欺罔之言”,言语之间不禁声泪俱下。溥仪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此事,陈宝琛主张慎重,反对贸然行事;而郑孝胥等人却主张“趁时而动”。

    一场激烈的争辩在二人之间展开。

    陈宝琛:“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孝胥:“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陈宝琛:“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郑孝胥反驳说:“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陈宝琛大怒说:“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郑孝胥:“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陈宝琛:“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郑孝胥:“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陈宝琛气极:“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陈宝琛和郑孝胥争论的实质是:恢复大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去东北图谋复辟,受日本人控制,是投敌卖国问题。陈宝琛作为满清遗老,劝溥仪企图据复辟的思想是陈旧封建的,但主张不去东北受日本人摆布,还是爱国的。

    溥仪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但是郑孝胥的才名与忠诚更为自己欣赏,否则也不会在正史上以他为伪满洲国的首辅大臣。加上对人民党政权的畏惧,所以没有表态。

    怀着郁结之情,他来到后宫。自从张汉卿成功地钓到婉容,一直怀疑戴着绿帽子而忿忿的溥仪很久没有与皇后讲话了。在事关大局上,他还是忍不住想找个人叙叙话。

    他来到婉容的住处,东宫里静悄悄的。

    难道皇后又出去了?这几个月里,那个少帅隔三差五地安排人请皇后出去,尽管每天都回来,但很多时候都到很晚。皇后也从来不和自己讲述发生了什么,但是她越来越滋润的脸蛋和偶尔可见的风情让他若有所思。

    听老人讲,这是女人怀春的表现。

    这个贱女人!毫无羞耻、毫无节操!她身为一国之母,朕的皇后,竟然如此甘于被那个关外土匪崽子侮辱,为什么不去死!

    这是他的本性流露,也是两千年来封建思想的余毒。至于他自己身为大清逊帝、枉有丈夫之名,为妻子该做些什么,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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