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乌鸦嘴啊乌鸦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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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散了，要么回家了，要么回房了，就剩下许乐和清凝和小白了！
二舅和姥爷聊的很晚，父子俩不知道说着啥，最后老爷子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明白了吗”？
二舅点点头沉稳的说了一声：“我知道了”！
“行了，明天赶紧回去吧，好好干”！
老爷子自己站在了院子里看着天，想着十世大学者如意宝和他说过的话，一会点着头一会摇着头！
陶校长对爱人也说着话，“你觉得小乐这孩子怎么样”？
“挺好玩的”！永清笑了笑，“好玩？那也是副职厅啊”！校长也乐了，有这样的副职厅干部吗？
不过他听着夫人的话还是点了点头，随后发了一条短信出去！
许乐正和清凝说着话，来了一条短信，他掏出了手机点开一看陶校长的，这么晚了都快十一点了吧，这领导就是辛苦啊！
“初五晚上有时间吗？九点，地点是...伯伯”，许乐看完了乐了，您这是问我有时间的意思吗？连着时间地点都说了，我能不去吗？
许乐都没想，直接回了俩字，“收到”，随后想了想，把手机名字改成了伯伯，“清凝，我跟新生说了要出十二个人密保这三户的，可能还得有个人到时候就你这边负责了，也别让那边操心了”，清凝点点头，她知道凡是小乐要密保的人必然是对他甚至对华夏都是至关重要的人，也不问，也不求什么回报，只求小乐心安即可！
“行了，你忙你的吧，我去和英子看看那俩姑娘，这两天得强化一下”！
清凝说完就朝着英子和左儿右儿那边走了过去！
小月和小贝回来了，坠在清凝的后面，小白看了一下清凝又看了一下许乐，‘哎，看你孤孤单单的受伤的心灵我还是可怜可怜你吧’！
许乐看了一下小白，也没搭理它回了房间，打开电脑，先写了一个标题，《覆船山落九日-论夏文化的定义及主要问题探讨》
首先，许乐明确的提出“船山先生乃前辈先贤，九日先生乃先生之先生，在当时他们的年代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当时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增加和实物的不断出现，很多东西都在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但是仅就主观性而言，比如说西高东低那西边就不会发大水吗？不，不是的，不能因为之前没有就假设不存在，不能因为史书上没有就认为不存在，不能因为之前没有就不一定明天就没有，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也许后年就出现大水了，而且不一定是中下游，很有可能是全流域的呢？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
许乐写完这段话之后，突然感觉到后背一阵发冷，什么情况？自己这不是假设吗，不会要成真吧？
他赶紧写上，“我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想说的是谁都不能保证，所以就不要说的那么绝对。”
‘乌鸦嘴’！
“你闭嘴”，许乐冲着小白吼道！
“在关于禹兴于羌则是羌民这个问题上，九日先生的判断完全是基于一种地方与民族的混同，比如说当前的我是京都人，我出生在蜀州的少数民族，我在那里发展起来了，也依然可以说成兴于羌，但是能论证我是羌民吗？”
许乐现在发现背书多了就是好啊，随手写到：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禹别九州，随山溶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又“《山海经·海外北经》有曰：“夸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之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禹所积石之山在其（博父）东，河水所入。”
《淮南·地形训》所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
有人论证为齐鲁之地的山峰，但为何不是河潢之地上游的积石山呢？为什么不是在这个地方更有可能发生大洪水呢？
并且这个前后顺序非常明确，是先自积石，然后到了龙门，最后入于沧海啊，而禹贡中对于这件事情分别在多个段落里面，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呢？
随山溶川，覆土垫高了啊，那就是直接进入了西北的高原进行了大几字的导引，也就是相当于是人为的拉长了流动的距离和落差，从而减少了流动和损害的能量以及程度！
随后，许乐重点开始描述夏文化的概念。
针对夏文化的研究，它的概念问题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夏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还是一个人类学文化的概念，这是需要参加夏文化研讨的学者首先明确的。多数人恐怕会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当然应当是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但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在一些夏文化研究者的论文中，他们所说的夏文化，年代不在夏积年的范围中，地域也在夏王朝统治区域外，文化内涵也不是考古学文化遗存所表现的东西。这些研究者所论的夏文化与多数研究者所论的夏文化，其概念就不是一个。这是夏文化探讨需要注意并加以区分的。
夏文化既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考古学文化，那么，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它就至少应具有时间、地域和遗存特质这三方面的要素，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夏大鼎先生将夏文化定义为：“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该定义包含了时间限度和文化族属这两个方面，而对空间范围和社会性质却未作说明。邹先生衡则认为：夏文化的定义必须包括后两方面的内容。按照邹先生的意思，夏文化的完整定义应表述为：夏文化是在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所处地域内的有一组文献记载中夏人礼器的青铜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应有宗庙、青铜礼器等反映夏王朝国家形态的遗存存在。
夏、邹二位先生对于夏文化定义的阐述，代表了大多数夏文化研究者对于夏文化的看法。按照这种夏文化的定义，夏文化的起止时间也就是夏王朝的兴亡时间，即上限为禹启建国，下限为夏桀亡国。然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时间界限决不会同一个王朝存在年代完全等同，它不会因一个王朝的建立而突然产生，也不会在旧王朝灭亡和新王朝建立那天突然中止。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繁盛、衰落乃至于灭亡的过程，夏文化如果是以历史上建立了夏王朝的夏人为主体的文化遗存，它出现的时间就很可能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它的消亡也应当在夏王朝灭亡以后。用夏朝的存在年代来界定夏文化的时间范围，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夏文化在目前乃至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它都只是华夏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它还不是一个实际确定了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研究者可以提出证据来推论某种考古学文化可能属于夏文化，但却不宜按自己的观点将该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夏文化。用传说时代或原始时代的族名或国名来命名考古学文化，很容易出现错误和产生误解，应当尽量慎重。
要从考古遗存中确定夏文化，首先要从辨识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遗存人手；而要确认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则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夏王朝存在的年代范围及地域范围的基本确定；
第二个条件是夏王朝地域范围内及其相关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及概差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
第三个条件是有若干能与文献记载的夏人礼制习俗和技艺水平相吻合的遗存发现。
关于第一个条件，通过研究者们对历史文献材料的收集疏理，夏王朝存在于公元前两千一百年至前一五五零年间的豫州省中西部及晋州省南部一带，现在已基本可以肯定，这个条件已经具备。关于第二个条件，通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从龙山时代至有商一代早期，在豫州省大部和晋州省南部，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已环环紧扣，并有较多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可供参考：这个条件也已经满足。至于第三个条件，目前的情况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虽然有大型城邑和宫室遗存的发现，但尚缺乏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遗存(诸如保存较好的大型墓葬、晶级较高的青铜礼器等)。这就使得在夏文化研究时，每每有内证不够充分的感觉。努力寻找这一方面的材料，使得这一条件逐渐具备，是今后论证夏王朝时期的夏人遗存和最终确定夏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
夏王朝时期夏文化的探索，经过十多年来的研究和争论，目前探索的对象已主要集中到二里头文化及其相关遗存上。这是由于二里头文化在年代、分布地域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情况最为接近的缘故。然而，由于考古发现的能证明为夏人文化特征的遗存尚不够充分，研究的角度和途径尚比较单一，目前参加夏文化问题讨论的诸方谁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和有效的方法来说服对方。
从近些年来夏文化研讨的情况来看，研究者主要是通过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一、通过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各自内部及二者之间的文化面貌的发展变化程度的分析，来确定考古遗存的夏、商分界，进而确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二、通过考古材料反映的历史信息，如宫殿和都邑的兴废所反映的社会正反三台变动，结合历史文献中夏商史迹和夏商都邑的情况，来确定夏、商分界，进而推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三、根据历史文献中夏人迁徙的传说，通过夏王朝统治区域及所谓夏人迁徙所至地域的相关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比较，从二者的文化分期与相对年代关系上去推定夏、商分界，进而确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以上探讨夏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应该说都是可取的，但是单纯根据其中一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却往往不会一致。主张二里头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都是夏文化，夏、商王朝的更替在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间的研究者，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第一种方法，他们将夏文化的概念等同于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的概念。主张夏、商王朝的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的研究者，他们所根据的则主要是第二种方法，即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遭毁灭，其后不久尸乡沟商城就开始兴起的现象，反映了夏、商之际的社会变动。这种看法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城邑和宫殿的兴废原因很多，不一定都是改朝换代的结果。至于主要从第三种方法来论证夏文化的研究者，他们需要首先解释的却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与文化的
影响区域间的相似文化因素的产生究竟是由于夏王朝灭亡后夏人迁徙所造成的，还是由于中心区域对周边地区强大的文化辐射所产生的。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采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间，二里头文化早期及其以前为夏文化，晚期及其以后为商文化的结论就失去了成立的依据。
总之，夏文化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考古学研究课题，目前的研究状况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间尚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在考古新材料不断发现的今天，每一个夏文化的研究者都应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冷静的反思，抛弃成见，求同存异，从而促进夏文化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
许乐劈了啪啦的敲打着这些关键的问题，不断的明确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路径。
写完之后，许乐看了看点了点头，嗯，不错，有批判有建设性内容，最后又想到了那条短信，来了一句，“我个人认为在河潢地区尚有未发现的遗迹，应该与大洪水相关，大致范围在刘家峡水库上游至西海民权一代，应以喇家村为核心进行上下游探寻，如需要，我可带队负责勘察。且应该围绕大夏河、积石山、阿玛尼卿山拐弯的分流进行东南到锦官城，北到宁西城和金城的鲧、禹传说的系统搜集性工作。”！
“好”！
许乐自己给自己叫了一声好啊，我准备自己去挖坑了，他觉得先生一定会特别欣慰和赞同的，对于自己的这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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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许乐明确的提出“船山先生乃前辈先贤，九日先生乃先生之先生，在当时他们的年代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当时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增加和实物的不断出现，很多东西都在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但是仅就主观性而言，比如说西高东低那西边就不会发大水吗？不，不是的，不能因为之前没有就假设不存在，不能因为史书上没有就认为不存在，不能因为之前没有就不一定明天就没有，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也许后年就出现大水了，而且不一定是中下游，很有可能是全流域的呢？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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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禹兴于羌则是羌民这个问题上，九日先生的判断完全是基于一种地方与民族的混同，比如说当前的我是京都人，我出生在蜀州的少数民族，我在那里发展起来了，也依然可以说成兴于羌，但是能论证我是羌民吗？”
许乐现在发现背书多了就是好啊，随手写到：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禹别九州，随山溶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又“《山海经·海外北经》有曰：“夸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之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禹所积石之山在其（博父）东，河水所入。”
《淮南·地形训》所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
有人论证为齐鲁之地的山峰，但为何不是河潢之地上游的积石山呢？为什么不是在这个地方更有可能发生大洪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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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许乐重点开始描述夏文化的概念。
针对夏文化的研究，它的概念问题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夏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还是一个人类学文化的概念，这是需要参加夏文化研讨的学者首先明确的。多数人恐怕会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当然应当是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但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在一些夏文化研究者的论文中，他们所说的夏文化，年代不在夏积年的范围中，地域也在夏王朝统治区域外，文化内涵也不是考古学文化遗存所表现的东西。这些研究者所论的夏文化与多数研究者所论的夏文化，其概念就不是一个。这是夏文化探讨需要注意并加以区分的。
夏文化既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考古学文化，那么，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它就至少应具有时间、地域和遗存特质这三方面的要素，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夏大鼎先生将夏文化定义为：“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该定义包含了时间限度和文化族属这两个方面，而对空间范围和社会性质却未作说明。邹先生衡则认为：夏文化的定义必须包括后两方面的内容。按照邹先生的意思，夏文化的完整定义应表述为：夏文化是在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所处地域内的有一组文献记载中夏人礼器的青铜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应有宗庙、青铜礼器等反映夏王朝国家形态的遗存存在。
夏、邹二位先生对于夏文化定义的阐述，代表了大多数夏文化研究者对于夏文化的看法。按照这种夏文化的定义，夏文化的起止时间也就是夏王朝的兴亡时间，即上限为禹启建国，下限为夏桀亡国。然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时间界限决不会同一个王朝存在年代完全等同，它不会因一个王朝的建立而突然产生，也不会在旧王朝灭亡和新王朝建立那天突然中止。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繁盛、衰落乃至于灭亡的过程，夏文化如果是以历史上建立了夏王朝的夏人为主体的文化遗存，它出现的时间就很可能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它的消亡也应当在夏王朝灭亡以后。用夏朝的存在年代来界定夏文化的时间范围，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夏文化在目前乃至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它都只是华夏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它还不是一个实际确定了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研究者可以提出证据来推论某种考古学文化可能属于夏文化，但却不宜按自己的观点将该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夏文化。用传说时代或原始时代的族名或国名来命名考古学文化，很容易出现错误和产生误解，应当尽量慎重。
要从考古遗存中确定夏文化，首先要从辨识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遗存人手；而要确认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则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夏王朝存在的年代范围及地域范围的基本确定；
第二个条件是夏王朝地域范围内及其相关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及概差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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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时期夏文化的探索，经过十多年来的研究和争论，目前探索的对象已主要集中到二里头文化及其相关遗存上。这是由于二里头文化在年代、分布地域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情况最为接近的缘故。然而，由于考古发现的能证明为夏人文化特征的遗存尚不够充分，研究的角度和途径尚比较单一，目前参加夏文化问题讨论的诸方谁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和有效的方法来说服对方。
从近些年来夏文化研讨的情况来看，研究者主要是通过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一、通过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各自内部及二者之间的文化面貌的发展变化程度的分析，来确定考古遗存的夏、商分界，进而确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二、通过考古材料反映的历史信息，如宫殿和都邑的兴废所反映的社会正反三台变动，结合历史文献中夏商史迹和夏商都邑的情况，来确定夏、商分界，进而推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三、根据历史文献中夏人迁徙的传说，通过夏王朝统治区域及所谓夏人迁徙所至地域的相关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比较，从二者的文化分期与相对年代关系上去推定夏、商分界，进而确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
以上探讨夏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应该说都是可取的，但是单纯根据其中一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却往往不会一致。主张二里头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都是夏文化，夏、商王朝的更替在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间的研究者，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第一种方法，他们将夏文化的概念等同于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的概念。主张夏、商王朝的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的研究者，他们所根据的则主要是第二种方法，即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遭毁灭，其后不久尸乡沟商城就开始兴起的现象，反映了夏、商之际的社会变动。这种看法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城邑和宫殿的兴废原因很多，不一定都是改朝换代的结果。至于主要从第三种方法来论证夏文化的研究者，他们需要首先解释的却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与文化的
影响区域间的相似文化因素的产生究竟是由于夏王朝灭亡后夏人迁徙所造成的，还是由于中心区域对周边地区强大的文化辐射所产生的。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采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间，二里头文化早期及其以前为夏文化，晚期及其以后为商文化的结论就失去了成立的依据。
总之，夏文化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考古学研究课题，目前的研究状况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间尚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在考古新材料不断发现的今天，每一个夏文化的研究者都应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冷静的反思，抛弃成见，求同存异，从而促进夏文化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
许乐劈了啪啦的敲打着这些关键的问题，不断的明确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路径。
写完之后，许乐看了看点了点头，嗯，不错，有批判有建设性内容，最后又想到了那条短信，来了一句，“我个人认为在河潢地区尚有未发现的遗迹，应该与大洪水相关，大致范围在刘家峡水库上游至西海民权一代，应以喇家村为核心进行上下游探寻，如需要，我可带队负责勘察。且应该围绕大夏河、积石山、阿玛尼卿山拐弯的分流进行东南到锦官城，北到宁西城和金城的鲧、禹传说的系统搜集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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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乐自己给自己叫了一声好啊，我准备自己去挖坑了，他觉得先生一定会特别欣慰和赞同的，对于自己的这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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