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我性格：把自己从纷繁事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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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留一条出路
护身的人，因人而异，因时而别，凡是善于护身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隐秘的地方。
张良，字子房，又以封地称留侯。出身名门望族，其祖及父五世为相韩国。韩被秦灭后，他图谋复韩，曾指派刺客持120斤重的大铁椎击秦始皇而未中，因此获罪逃亡在下邳（今江苏雎宁北）藏匿。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立即聚众响应，先投项羽之叔项梁，并劝说项梁立韩国贵族后裔成为韩王，实现了自己复韩的理想。后韩王因投靠刘邦为项羽所杀，张良复归刘邦，成为刘邦的主要谋臣。他深谋远虑，而且出谋必胜，很为刘邦赏识和佩服，赞誉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人杰。他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是汉代立国的大功臣，是史家所称“汉初三杰”之一，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名扬史册的大谋略家。
张良先是投奔项梁图谋复韩，“合”之，后韩王为项羽所杀，就投奔刘邦，“忤”项“合”刘。适时地实行忤合术，是张良成功的关键所在。
张良善谋国也善谋身。张良既是一个胸怀宏图大志、敢作敢为（如刺杀秦始皇等）的人，又很谦虚谨慎，懂得适可而止。这充分反映在张良对待刘邦称帝后给他论功行封的态度上。劳苦功高，忠诚汉室，刘邦非常敬重他，因此在论功行封的会议上，刘邦让张良自己选择齐国3万户的食邑，张良却辞让不受，反而谦虚地请求封给他首次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只有万户）。刘邦为其感动，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辞封时说：“自己在韩国灭亡之后沦为一个布衣，一个布衣能得封万户，位在列侯，应该满足。”封建士大夫出身的张良，在业成功垂之后，不仅不居功自傲，还能自谦相让，实在难能可贵！
张良谋国有远虑，谋身知近忧。尽管刘邦待他不薄，但他深知刘邦的为人。当他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陆续遭致悲惨结局之后，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范蠡、文种在扶助勾践再兴越国后的不同选择和结果。他深悟“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他不愿意步文种、彭越、韩信的后尘，而是要明哲保身。于是他主动向刘邦提出告退，“忤”之而专事修道养身，并想轻身成仙。后因吕后感德张良，极力相劝，张良才仍食人间烟火。但他对于国政大事已不再积极过问了。
对于张良的功成告退，史家多有褒贬，说法不一。但是作为一个谋略家，张良是非常懂得权衡利弊关系的。在国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身体不好，年迈知退，让位后人，现在看来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智者虽然获取成功性格了，但是要能给自己留有一条出路，想到自己不曾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那种尴尬和难受，这样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获取成功性格。曾国藩并不想一时获取成功性格，而是想一生获取成功性格。因此，他能凭借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几条路来。这是一种无法匹敌的智慧。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臣。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权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位高权重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50000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200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因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0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他强人之处。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爵位。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圻，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做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为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人生多半无奈与委婉
《三国演义》中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的“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非常精彩，这则故事在《华阳国志》、《献帝起居注》等当时史书中均有记载。建安四年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扫荡吕布，平定淮东，很是踌躇满志，在他心目中，袁绍、袁术、刘表三路诸侯只是匹夫而已，唯有被自己羁縻于许昌、无强兵可恃的刘备却是人中豪杰，如果放虎归山，将是自己争霸天下的强大对手，但他到底如何，自己心中也没底，就总是对他试探。
刘备则以韬晦计策虚静以待，每日装愚弄拙，只是种菜养花，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曹操对他仍很不放心，一日，决定请刘备到家中小宴，以观察刘备的虚实。
酒至半酣，忽然天云漠漠，骤雨将至。曹操问刘备道：“龙这种神物，可比世间英雄。刘备你久历四方，见多识广，必知四方英雄人物，请指示一二。”刘备托词道：“我一个肉眼凡胎，怎能识别英雄庸才，还是请丞相赐教。”但曹操不依不饶，刘备无奈，只得虚与委蛇，成心举出袁术、袁绍、刘表等人，但为曹操一一驳斥。刘备无法，佯装不知到底英雄是何方神圣，就问道：“丞相到底以为谁可称得上英雄？”曹操突然手指刘备，然后自指，朗朗说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是掷地有声！
好个刘备，却是闻言大吃一惊，将手中所执的匙筷吓得掉落在地，恰好此时正是雷声大作，电光一片。刘备从容拾起汤匙说：“好大的雷声啊，把我吓了一大跳！”曹操笑道：“大丈夫难道还怕雷吗？”刘备说：“电闪雷鸣，还能不怕？”将刚才的失态轻轻掩饰过去了。
这里，刘备运用“反应术”，反弹琵琶，应对曹操，使曹操自此不疑刘备。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效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
曾国藩的处世经中，有这样一条：在有所欲求于上时，要委婉而言。曾国藩办事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附陈近日军情催各省协饷片》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曾国藩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个要点，是奏折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折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其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江西省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他承受了许多风浪，历尽艰险，以至退守南昌，日坐危城，日夕盼望骆秉璋、胡林翼派兵前来，以纾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外江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政府应该将杨、李所部湘军水陆师拨还自己。
胡林翼是聪明人，有意命李续宾、杨载福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胡林翼把这个球踢过来，曾国藩心领神会，立刻把球接了过来。1857年1月15日，他兴冲冲地从吴城镇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续宾、杨岳斌。他们对曾国藩的尊重不减当年，这对曾国藩说来是最大的安慰，因为这标明湘军中围绕着他的强固的凝聚力并未削弱。
曾国藩说，这次九江劳师，目睹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强大，感到不胜欣慰。他真正感到舒服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湘军水陆师，能够始终坚持沿用湘军营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国藩所“心许”的人物。
综观曾国藩以上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学会“闲置”之道
曾国藩激流勇退，这说明他已经看透了人生。晚年的曾国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为政，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请辞，可语气又不能太硬，语气不硬，又怎么能获得恩准？即使获得恩准，万一战事又起，他不也还是被征召吗？前后不能，进退两难，怎么办呢？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为政，他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攻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后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请求退休，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将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还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不露不显，这样就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李鸿章之所以不愿曾国藩退休，不就是怕失去他老师这一靠山吗），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们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真是一箭数雕！
自己让自己安下心来
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能人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有所警惕。为避权争，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侍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径直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4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6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后来肃顺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
道光帝的第六子，即后来封为恭亲王的奕虽然没有继承皇位，但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奕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比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的曾国藩小22岁。奕是皇子，在咸丰末年至同治时期，是清廷各项大政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曾国藩于咸丰二年离京，一别14年。两人从年龄、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割舍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以致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之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还在于奕认识到中南战场的严重性。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批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起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
现在曾国藩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变后起用祁隽藻、翁心存和彭蕴章，只是借用他们的声望，并未付以实权，没让他们回军机处，真正依靠的是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10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廑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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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先是投奔项梁图谋复韩，“合”之，后韩王为项羽所杀，就投奔刘邦，“忤”项“合”刘。适时地实行忤合术，是张良成功的关键所在。
张良善谋国也善谋身。张良既是一个胸怀宏图大志、敢作敢为（如刺杀秦始皇等）的人，又很谦虚谨慎，懂得适可而止。这充分反映在张良对待刘邦称帝后给他论功行封的态度上。劳苦功高，忠诚汉室，刘邦非常敬重他，因此在论功行封的会议上，刘邦让张良自己选择齐国3万户的食邑，张良却辞让不受，反而谦虚地请求封给他首次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只有万户）。刘邦为其感动，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辞封时说：“自己在韩国灭亡之后沦为一个布衣，一个布衣能得封万户，位在列侯，应该满足。”封建士大夫出身的张良，在业成功垂之后，不仅不居功自傲，还能自谦相让，实在难能可贵！
张良谋国有远虑，谋身知近忧。尽管刘邦待他不薄，但他深知刘邦的为人。当他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陆续遭致悲惨结局之后，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范蠡、文种在扶助勾践再兴越国后的不同选择和结果。他深悟“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他不愿意步文种、彭越、韩信的后尘，而是要明哲保身。于是他主动向刘邦提出告退，“忤”之而专事修道养身，并想轻身成仙。后因吕后感德张良，极力相劝，张良才仍食人间烟火。但他对于国政大事已不再积极过问了。
对于张良的功成告退，史家多有褒贬，说法不一。但是作为一个谋略家，张良是非常懂得权衡利弊关系的。在国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身体不好，年迈知退，让位后人，现在看来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智者虽然获取成功性格了，但是要能给自己留有一条出路，想到自己不曾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那种尴尬和难受，这样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获取成功性格。曾国藩并不想一时获取成功性格，而是想一生获取成功性格。因此，他能凭借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几条路来。这是一种无法匹敌的智慧。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臣。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权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位高权重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50000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200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因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0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他强人之处。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爵位。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圻，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做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为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人生多半无奈与委婉
《三国演义》中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的“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非常精彩，这则故事在《华阳国志》、《献帝起居注》等当时史书中均有记载。建安四年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扫荡吕布，平定淮东，很是踌躇满志，在他心目中，袁绍、袁术、刘表三路诸侯只是匹夫而已，唯有被自己羁縻于许昌、无强兵可恃的刘备却是人中豪杰，如果放虎归山，将是自己争霸天下的强大对手，但他到底如何，自己心中也没底，就总是对他试探。
刘备则以韬晦计策虚静以待，每日装愚弄拙，只是种菜养花，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曹操对他仍很不放心，一日，决定请刘备到家中小宴，以观察刘备的虚实。
酒至半酣，忽然天云漠漠，骤雨将至。曹操问刘备道：“龙这种神物，可比世间英雄。刘备你久历四方，见多识广，必知四方英雄人物，请指示一二。”刘备托词道：“我一个肉眼凡胎，怎能识别英雄庸才，还是请丞相赐教。”但曹操不依不饶，刘备无奈，只得虚与委蛇，成心举出袁术、袁绍、刘表等人，但为曹操一一驳斥。刘备无法，佯装不知到底英雄是何方神圣，就问道：“丞相到底以为谁可称得上英雄？”曹操突然手指刘备，然后自指，朗朗说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是掷地有声！
好个刘备，却是闻言大吃一惊，将手中所执的匙筷吓得掉落在地，恰好此时正是雷声大作，电光一片。刘备从容拾起汤匙说：“好大的雷声啊，把我吓了一大跳！”曹操笑道：“大丈夫难道还怕雷吗？”刘备说：“电闪雷鸣，还能不怕？”将刚才的失态轻轻掩饰过去了。
这里，刘备运用“反应术”，反弹琵琶，应对曹操，使曹操自此不疑刘备。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效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
曾国藩的处世经中，有这样一条：在有所欲求于上时，要委婉而言。曾国藩办事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附陈近日军情催各省协饷片》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曾国藩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个要点，是奏折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折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其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江西省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他承受了许多风浪，历尽艰险，以至退守南昌，日坐危城，日夕盼望骆秉璋、胡林翼派兵前来，以纾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外江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政府应该将杨、李所部湘军水陆师拨还自己。
胡林翼是聪明人，有意命李续宾、杨载福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胡林翼把这个球踢过来，曾国藩心领神会，立刻把球接了过来。1857年1月15日，他兴冲冲地从吴城镇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续宾、杨岳斌。他们对曾国藩的尊重不减当年，这对曾国藩说来是最大的安慰，因为这标明湘军中围绕着他的强固的凝聚力并未削弱。
曾国藩说，这次九江劳师，目睹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强大，感到不胜欣慰。他真正感到舒服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湘军水陆师，能够始终坚持沿用湘军营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国藩所“心许”的人物。
综观曾国藩以上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学会“闲置”之道
曾国藩激流勇退，这说明他已经看透了人生。晚年的曾国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为政，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请辞，可语气又不能太硬，语气不硬，又怎么能获得恩准？即使获得恩准，万一战事又起，他不也还是被征召吗？前后不能，进退两难，怎么办呢？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为政，他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攻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后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请求退休，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将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还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不露不显，这样就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李鸿章之所以不愿曾国藩退休，不就是怕失去他老师这一靠山吗），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们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真是一箭数雕！
自己让自己安下心来
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能人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有所警惕。为避权争，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侍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径直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4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6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后来肃顺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
道光帝的第六子，即后来封为恭亲王的奕虽然没有继承皇位，但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奕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比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的曾国藩小22岁。奕是皇子，在咸丰末年至同治时期，是清廷各项大政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曾国藩于咸丰二年离京，一别14年。两人从年龄、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割舍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以致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之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还在于奕认识到中南战场的严重性。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批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起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
现在曾国藩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变后起用祁隽藻、翁心存和彭蕴章，只是借用他们的声望，并未付以实权，没让他们回军机处，真正依靠的是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10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廑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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