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整性格：自己给自己讲解人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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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胜人并不是一件好事
永争第一是绝大多数人竞争的一种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于处处争强，而在于适当地保存实力，在最需要的地方争第一。
处处要争第一名就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争强好胜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正常发展的一个弱点，成为我们得罪别人的性格弱点。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居一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唯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之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曝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之耶，思之悚惕。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所以，曾国藩选择了不以胜人为胜，而是以退为进，极为聪明。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学会不必处处胜人。拿破仑的家务总管康斯坦在《拿破仑私生活拾遗》第1册73页曾写道，他常和约瑟芬打台球：“虽然我的技术不错，我总是让她赢，这样她就非常高兴。”
我们可从康斯坦的话里得到一个教训：让我们的顾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琐碎的争论上赢过我们。
释迦说：“根本消恨，端赖爱止。”争强好胜不可能消除误会，只有靠技巧、协调、宽容，才能消除误会。
林肯有一次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激烈争吵的青年军官，他说：“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绝不会在私人争执上耗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得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让它先走。因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伤。”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因此便有“谦谦君子”之说。“谦”是传统美德，“假谦”自然也威力无比。其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易于团结人；其二，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易于骄敌；其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敌疏于防备，伪谦假恭皆出于迷惑政敌的官场斗争需要，攻则出其不意，守则无懈可击。
在困境中与人相处的方法
处于困难的时候，如何凝聚人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成功术。曾国藩在这方面可谓很有招术，以致当时人们认为他也很崇尚权术。
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没有一点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这时李秀成带太平军大队人马破了羊栈岭，进克黟县，距曾国藩总指挥部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当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防兵，驻扎休宁的张运兰更是岌岌可危。曾国藩只好急调鲍超驰援祁门。曾国藩此番处于绝境，自料难逃一死，连遗嘱都写好了。祁门大营的幕僚惊慌失措，乱做一团。曾国藩见人心已散，不可强留，乃心生一计。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做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计。一日曾国藩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是李秀成在休宁柏庄岭与鲍超、张运兰大战失利，随即匆匆撤兵南下，经屯溪、婺源转入浙江，使曾国藩白捡了一条命。在此期间，曾国藩表面上谈笑风生，神态自若，内心则极为恐惧。据说，李秀成退兵之后，鲍超率亲兵一队前往祁门大营拜见曾国藩，曾国藩从容而出。鲍超下马，将行礼，曾国藩快步上前，与鲍超相拥抱，并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言毕泪下，“不复能自持矣”。可见这次祁门被围，在精神上对曾国藩打击之重。
李秀成虽然走了，但太平军仍有大批人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领徽州以后，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进攻祁门。所以，曾国藩令鲍超留驻渔亭，张运兰驻扎黟县，以加强祁门大营的防卫力量。但是，由于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对比上湘军又处于劣势，因而，曾国藩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马三路再次向祁门发动进攻。东路破德清、婺源直趋祁门，西路破建德、鄱阳转攻景德镇，北路入洋栈岭进逼黟县。曾国藩四面楚歌，再次陷于惊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说：“自11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5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曾国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饷，徽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浮梁、乐平、景德镇一线成为祁门大营唯一的对外通道，一旦被太平军攻占，就会文报不通，粮饷断绝，立刻陷入困境。此次太平军进攻祁门的诸路人马中，西路军人数最多，大约不下二万人，主将为太平军著名骁将黄文金，成为对湘军的最大威胁。因而，曾国藩急调鲍超赶赴景德镇救援。此时，黄文金与鲍超、左宗棠军激战负伤，率军退回皖南，使曾国藩得以很快恢复粮道，度过危机。
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但应对困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在困难之时，懂得怎样与他人多沟通的技巧，善于从他人身上获取成功的力量。实际上，这是做人的方法。
盲从只能误己
轻信别人者都是因为自己缺乏主见，误以为真理总在别人的手中。曾国藩通晓人情世故，做到绝不盲从于人，认为盲从只能误己。
从事政治，当然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经常权衡利弊，做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办法。
曾国藩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说：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抉择而不要轻易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得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恽中丞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心静就够了，且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才。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功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两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
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别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集思广益，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列。对那些骄傲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地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曾国藩为人处世，既能尊重他人意见，但绝不盲从，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把一件事情想深想透，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这说明：一切成功者皆不是一味模仿别人、听信别人，而是相信自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曾氏避让性格之解密：
进退自如人生一路平坦曾国藩的精明之处在于：知道如何在风口浪尖上搏击，而又不致被浪头卷走；既可进，又可退，游刃有余。他既善于出击，又巧于自保。这说明，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一定学会退让。曾国藩的退让之道对于张之洞颇有影响。
张之洞是一个成熟老到的政治家，他的自保意识很强，老谋深算，进退有术，处处为自己留下退路。他不结宗派、不树私党，他常常标榜自己“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既和又不能同，既群又不能党”。在从政之中，由于政见趋同，很自然的会有至交好友。众所周知，当初在京纵论时政时，张之洞附着李鸿藻这样的阁臣，成为清流党的“牛角”，而且在1876年底至1881年的四年多时间里，其笔锋所向、触角所至，也无可辩驳地显示他是清流党的重要成员，但他却时时处处竭力否认自己是清流党。
当初当慈禧太后问讯起清流党的有关情况时，张之洞就坦然奏道：“启奏太后，臣以为清流党一说不合事实。臣自从光绪二年从四川回京后，与李鸿藻、潘祖荫、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交往颇多。一则，臣仰慕他们持身谨严的人品和忠于太后皇上、关心国事的血性，二则，臣与他们有喜爱学问诗文、金石考辨等癖好。尽管从来便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但臣仍凛于‘结党营私’之儆戒，不敢与人结社组盟，以贻口实。据臣所知，李鸿藻等人与臣此心相同。且臣以为专门弹劾大员一说亦不全合事实。就拿臣来说吧，这几年除代黄体芳起草过弹劾户部尚书董恂外，其余不论是为人代拟，还是自己署名的三十多道折子，全是言事陈策，并不以纠弹大员为主。比如这次伊犁事件，臣主张严惩崇厚，但亦非专门冲着崇厚而言。臣为此事草拟了七、八道折子，还有几道未及上奏，所有这些奏章，都重在如何妥善处理伊犁归还一事，而不重在如何惩处崇厚一人。臣幼读先儒之书，粗明大义，既不敢结党以营私，又不愿以劾人而利己，侧身于翰詹之际，留心国事，乃臣之本分。臣一向认为，当以剖析事理寻求善策为重，而不应以严峻惩罚罢官削职为目的。”
的确如此，被人视为“清流党”的头面人物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张之洞确乎遭人攻诘不多，这正是因为他这个“清流党”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张佩纶、陈宝琛，今天弹这个，明天纠那个，日后将积怨甚多。张之洞的确与他们有着极大的不同。
张之洞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是虚与委蛇，尽管他纵横捭阖，但始终告诫自己要尽量不贸然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张之洞，本有分李鸿章之势的用心，避免李鸿章集大权于一身。张之洞虽然与李鸿章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如甲午之战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李鸿章视张之洞为“书生之见”，但张之洞表面上还是表现出对李鸿章的极大推崇，据说当李鸿章70寿辰时，张之洞为他做寿文，忙活了3天3夜，这期间很少睡觉。琉璃厂书肆将这篇寿文以单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张之洞如此处理与李鸿章的关系，显然包含着深刻的外圆意识。
他的外圆谋略还表现在对光绪帝废除与否的问题上。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鉴于西太后的威严，对废除光绪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态，总是含糊其词，既不明说支持，又不明说反对，常常推说这是皇室家事。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上，更可看出张之洞的聪明老练、圆滑狡黠。
当军机处发来密电，征询他对废除光绪帝的意见时，他很为难。因为他觉得当今的皇上，虽有许多缺陷，但他愿行新政，有励精图治的抱负，这就是好皇帝。若有康熙、乾隆那样的明君英主，也不是不能废除皇上而改立贤者，但遍视当今，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所以在张之洞看来，当然还是不废皇上的好，但是西太后刚强明断，看重权力，与一般女人大不相同。她是一个喜欢自己揽权弄权的人，虽然她口口声声地说，自己要还政颐养，可是据说百日新政期间，皇上12次赴颐和园禀报，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还得由太后亲自决定，离京前还得去园子里向她叩头谢恩。这分明是她仍在控制着朝廷！再有魄力的皇帝，在这样的控扼之下，也难以有所作为。因此，他觉得西太后的目的显而易见是要废除光绪帝的。自己虽不同意废除，但是西太后大权在握，得罪不起，而自己又不愿意违背良心说话，这个问题的确很棘手。于是他想起历史上许多类似的例子，像杨修的被杀，就是因为他插手了曹家的立嗣事，引起曹操的愤怒。这是前车之鉴。而诸葛亮做的就比较明智，当刘琦兄弟相争，请教诸葛亮时，诸葛亮说，立谁为荆州之主，这是你们的家事，外人不得多嘴。看来，帝王家从来都是把立嗣当作家事来对待的，而把它当做国事来看的，很少很少。
这件史事给了张之洞很大的启发，他想：自古以来做官都讲究“思不出位”，在其位，谋其政，要求说话办事不要超越自己的名分地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做什么，都以自己的职责为限，谨慎稳重，这是处事精明老练的表现之一。诸葛亮可说是精明老练之辈，他的一句“这是你们的家事”，堪称绝佳妙语，包容量极大，在不卑不亢的情况下将“球”踢了回去。俗语都说：“疏不间亲。”强调局外人不要参与他人家庭之间的纠纷，对皇室更不能说三道四，因为这涉及权力争夺的中枢神经，格外敏感，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况且现在西太后主意已定，她是不可能把一个外臣的话当一回事的。她现在要让军机处来征询自己的意见，无非是利用利用自己而已。如果自己的话投合她的心思，她就会把自己的话拿出来做挡箭牌；如果自己的话不合她的心思，她或置之不理，或从此以后疏远自己，那么等待自己的结局，就一定是罢官解职了。所以他决定这样回复军机处：“废立乃天子家事，当由太后圣心明断，外臣不宜亦不应置喙。”张之洞觉得这样的回答，是比较合适的，一是自己严守了君臣之分，不插手皇室家事；二是同意太后自己做出的决定，今后是废还是不废，自己都没有意见，而且还巧妙地向太后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张之洞觉得这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因为西太后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对这样的人又何必去多嘴呢，多说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无益。张之洞虽正直，但又善于设防自保；他既有主见和个性，又不失灵活性。也就是既富于刚性，又不失弹性，具有刚柔相济的性格，是一个外圆内方的政治家，外表像柔软的海绵，骨子里却如同钢铁。他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呈现出圆形，他认为社会就是圆形。而圆的压力最小，张力却最大，并且圆的可塑性也最强。他崇尚做人要圆，这个圆是圆通，是一种宽厚、融通，是大智若愚，是与人为善。其实保全自己，不等于苟且偷安，苟且偷安之辈只知蝇营狗苟、得过且过。保全自己，是为了不被别人吃掉搞垮，能在角逐中保持有利地位，遇上风头，及时回避，一旦抓住机会就能重新崛起，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要想保全自己，首先必须对自己的处境、行为、目的有深刻的了解，对各种不测事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随形势、人事的变化决定行为方式。虽然不以整人害人为目的，但在必要时，为了保全自己，应该毫不犹豫地以子之矛，击子之盾，以攻为守，避免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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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要争第一名就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争强好胜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正常发展的一个弱点，成为我们得罪别人的性格弱点。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居一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唯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之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曝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之耶，思之悚惕。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所以，曾国藩选择了不以胜人为胜，而是以退为进，极为聪明。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学会不必处处胜人。拿破仑的家务总管康斯坦在《拿破仑私生活拾遗》第1册73页曾写道，他常和约瑟芬打台球：“虽然我的技术不错，我总是让她赢，这样她就非常高兴。”
我们可从康斯坦的话里得到一个教训：让我们的顾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琐碎的争论上赢过我们。
释迦说：“根本消恨，端赖爱止。”争强好胜不可能消除误会，只有靠技巧、协调、宽容，才能消除误会。
林肯有一次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激烈争吵的青年军官，他说：“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绝不会在私人争执上耗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得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让它先走。因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伤。”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因此便有“谦谦君子”之说。“谦”是传统美德，“假谦”自然也威力无比。其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易于团结人；其二，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易于骄敌；其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敌疏于防备，伪谦假恭皆出于迷惑政敌的官场斗争需要，攻则出其不意，守则无懈可击。
在困境中与人相处的方法
处于困难的时候，如何凝聚人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成功术。曾国藩在这方面可谓很有招术，以致当时人们认为他也很崇尚权术。
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没有一点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这时李秀成带太平军大队人马破了羊栈岭，进克黟县，距曾国藩总指挥部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当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防兵，驻扎休宁的张运兰更是岌岌可危。曾国藩只好急调鲍超驰援祁门。曾国藩此番处于绝境，自料难逃一死，连遗嘱都写好了。祁门大营的幕僚惊慌失措，乱做一团。曾国藩见人心已散，不可强留，乃心生一计。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做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计。一日曾国藩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是李秀成在休宁柏庄岭与鲍超、张运兰大战失利，随即匆匆撤兵南下，经屯溪、婺源转入浙江，使曾国藩白捡了一条命。在此期间，曾国藩表面上谈笑风生，神态自若，内心则极为恐惧。据说，李秀成退兵之后，鲍超率亲兵一队前往祁门大营拜见曾国藩，曾国藩从容而出。鲍超下马，将行礼，曾国藩快步上前，与鲍超相拥抱，并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言毕泪下，“不复能自持矣”。可见这次祁门被围，在精神上对曾国藩打击之重。
李秀成虽然走了，但太平军仍有大批人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领徽州以后，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进攻祁门。所以，曾国藩令鲍超留驻渔亭，张运兰驻扎黟县，以加强祁门大营的防卫力量。但是，由于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对比上湘军又处于劣势，因而，曾国藩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马三路再次向祁门发动进攻。东路破德清、婺源直趋祁门，西路破建德、鄱阳转攻景德镇，北路入洋栈岭进逼黟县。曾国藩四面楚歌，再次陷于惊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说：“自11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5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曾国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饷，徽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浮梁、乐平、景德镇一线成为祁门大营唯一的对外通道，一旦被太平军攻占，就会文报不通，粮饷断绝，立刻陷入困境。此次太平军进攻祁门的诸路人马中，西路军人数最多，大约不下二万人，主将为太平军著名骁将黄文金，成为对湘军的最大威胁。因而，曾国藩急调鲍超赶赴景德镇救援。此时，黄文金与鲍超、左宗棠军激战负伤，率军退回皖南，使曾国藩得以很快恢复粮道，度过危机。
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但应对困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在困难之时，懂得怎样与他人多沟通的技巧，善于从他人身上获取成功的力量。实际上，这是做人的方法。
盲从只能误己
轻信别人者都是因为自己缺乏主见，误以为真理总在别人的手中。曾国藩通晓人情世故，做到绝不盲从于人，认为盲从只能误己。
从事政治，当然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经常权衡利弊，做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办法。
曾国藩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说：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抉择而不要轻易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得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恽中丞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心静就够了，且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才。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功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两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
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别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集思广益，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列。对那些骄傲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地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曾国藩为人处世，既能尊重他人意见，但绝不盲从，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把一件事情想深想透，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这说明：一切成功者皆不是一味模仿别人、听信别人，而是相信自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曾氏避让性格之解密：
进退自如人生一路平坦曾国藩的精明之处在于：知道如何在风口浪尖上搏击，而又不致被浪头卷走；既可进，又可退，游刃有余。他既善于出击，又巧于自保。这说明，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一定学会退让。曾国藩的退让之道对于张之洞颇有影响。
张之洞是一个成熟老到的政治家，他的自保意识很强，老谋深算，进退有术，处处为自己留下退路。他不结宗派、不树私党，他常常标榜自己“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既和又不能同，既群又不能党”。在从政之中，由于政见趋同，很自然的会有至交好友。众所周知，当初在京纵论时政时，张之洞附着李鸿藻这样的阁臣，成为清流党的“牛角”，而且在1876年底至1881年的四年多时间里，其笔锋所向、触角所至，也无可辩驳地显示他是清流党的重要成员，但他却时时处处竭力否认自己是清流党。
当初当慈禧太后问讯起清流党的有关情况时，张之洞就坦然奏道：“启奏太后，臣以为清流党一说不合事实。臣自从光绪二年从四川回京后，与李鸿藻、潘祖荫、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交往颇多。一则，臣仰慕他们持身谨严的人品和忠于太后皇上、关心国事的血性，二则，臣与他们有喜爱学问诗文、金石考辨等癖好。尽管从来便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但臣仍凛于‘结党营私’之儆戒，不敢与人结社组盟，以贻口实。据臣所知，李鸿藻等人与臣此心相同。且臣以为专门弹劾大员一说亦不全合事实。就拿臣来说吧，这几年除代黄体芳起草过弹劾户部尚书董恂外，其余不论是为人代拟，还是自己署名的三十多道折子，全是言事陈策，并不以纠弹大员为主。比如这次伊犁事件，臣主张严惩崇厚，但亦非专门冲着崇厚而言。臣为此事草拟了七、八道折子，还有几道未及上奏，所有这些奏章，都重在如何妥善处理伊犁归还一事，而不重在如何惩处崇厚一人。臣幼读先儒之书，粗明大义，既不敢结党以营私，又不愿以劾人而利己，侧身于翰詹之际，留心国事，乃臣之本分。臣一向认为，当以剖析事理寻求善策为重，而不应以严峻惩罚罢官削职为目的。”
的确如此，被人视为“清流党”的头面人物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张之洞确乎遭人攻诘不多，这正是因为他这个“清流党”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张佩纶、陈宝琛，今天弹这个，明天纠那个，日后将积怨甚多。张之洞的确与他们有着极大的不同。
张之洞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是虚与委蛇，尽管他纵横捭阖，但始终告诫自己要尽量不贸然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张之洞，本有分李鸿章之势的用心，避免李鸿章集大权于一身。张之洞虽然与李鸿章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如甲午之战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李鸿章视张之洞为“书生之见”，但张之洞表面上还是表现出对李鸿章的极大推崇，据说当李鸿章70寿辰时，张之洞为他做寿文，忙活了3天3夜，这期间很少睡觉。琉璃厂书肆将这篇寿文以单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张之洞如此处理与李鸿章的关系，显然包含着深刻的外圆意识。
他的外圆谋略还表现在对光绪帝废除与否的问题上。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鉴于西太后的威严，对废除光绪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态，总是含糊其词，既不明说支持，又不明说反对，常常推说这是皇室家事。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上，更可看出张之洞的聪明老练、圆滑狡黠。
当军机处发来密电，征询他对废除光绪帝的意见时，他很为难。因为他觉得当今的皇上，虽有许多缺陷，但他愿行新政，有励精图治的抱负，这就是好皇帝。若有康熙、乾隆那样的明君英主，也不是不能废除皇上而改立贤者，但遍视当今，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所以在张之洞看来，当然还是不废皇上的好，但是西太后刚强明断，看重权力，与一般女人大不相同。她是一个喜欢自己揽权弄权的人，虽然她口口声声地说，自己要还政颐养，可是据说百日新政期间，皇上12次赴颐和园禀报，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还得由太后亲自决定，离京前还得去园子里向她叩头谢恩。这分明是她仍在控制着朝廷！再有魄力的皇帝，在这样的控扼之下，也难以有所作为。因此，他觉得西太后的目的显而易见是要废除光绪帝的。自己虽不同意废除，但是西太后大权在握，得罪不起，而自己又不愿意违背良心说话，这个问题的确很棘手。于是他想起历史上许多类似的例子，像杨修的被杀，就是因为他插手了曹家的立嗣事，引起曹操的愤怒。这是前车之鉴。而诸葛亮做的就比较明智，当刘琦兄弟相争，请教诸葛亮时，诸葛亮说，立谁为荆州之主，这是你们的家事，外人不得多嘴。看来，帝王家从来都是把立嗣当作家事来对待的，而把它当做国事来看的，很少很少。
这件史事给了张之洞很大的启发，他想：自古以来做官都讲究“思不出位”，在其位，谋其政，要求说话办事不要超越自己的名分地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做什么，都以自己的职责为限，谨慎稳重，这是处事精明老练的表现之一。诸葛亮可说是精明老练之辈，他的一句“这是你们的家事”，堪称绝佳妙语，包容量极大，在不卑不亢的情况下将“球”踢了回去。俗语都说：“疏不间亲。”强调局外人不要参与他人家庭之间的纠纷，对皇室更不能说三道四，因为这涉及权力争夺的中枢神经，格外敏感，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况且现在西太后主意已定，她是不可能把一个外臣的话当一回事的。她现在要让军机处来征询自己的意见，无非是利用利用自己而已。如果自己的话投合她的心思，她就会把自己的话拿出来做挡箭牌；如果自己的话不合她的心思，她或置之不理，或从此以后疏远自己，那么等待自己的结局，就一定是罢官解职了。所以他决定这样回复军机处：“废立乃天子家事，当由太后圣心明断，外臣不宜亦不应置喙。”张之洞觉得这样的回答，是比较合适的，一是自己严守了君臣之分，不插手皇室家事；二是同意太后自己做出的决定，今后是废还是不废，自己都没有意见，而且还巧妙地向太后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张之洞觉得这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因为西太后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对这样的人又何必去多嘴呢，多说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无益。张之洞虽正直，但又善于设防自保；他既有主见和个性，又不失灵活性。也就是既富于刚性，又不失弹性，具有刚柔相济的性格，是一个外圆内方的政治家，外表像柔软的海绵，骨子里却如同钢铁。他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呈现出圆形，他认为社会就是圆形。而圆的压力最小，张力却最大，并且圆的可塑性也最强。他崇尚做人要圆，这个圆是圆通，是一种宽厚、融通，是大智若愚，是与人为善。其实保全自己，不等于苟且偷安，苟且偷安之辈只知蝇营狗苟、得过且过。保全自己，是为了不被别人吃掉搞垮，能在角逐中保持有利地位，遇上风头，及时回避，一旦抓住机会就能重新崛起，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要想保全自己，首先必须对自己的处境、行为、目的有深刻的了解，对各种不测事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随形势、人事的变化决定行为方式。虽然不以整人害人为目的，但在必要时，为了保全自己，应该毫不犹豫地以子之矛，击子之盾，以攻为守，避免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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